第29节：英占初期的香港经济(9)

　　

　　两次鸦片战争之间中国输入鸦片数量的增加，同英国和港英政府刻意把香港变为鸦片走私中心的政策是分不开的。早在1843年11月，英国外交大臣阿伯丁便提出："有必要停止目前将鸦片船排出香港水域及港口的一切措施。"殖民地部大臣斯坦利赞同他的主张，并就此向港英第一任总督甸乍发出了相应的训令`。不仅如此，港英还采取在中国近海设置鸦片趸船，在陆上设置据点，通过香港政府给鸦片走私船发放航行执照并准其悬挂英国国旗，直至允许武装贩运等等手段，不遗余力地掩护和鼓励鸦片走私。据中国海关英籍代理总税务司赫德1861年的报告，当时运抵中国的大量鸦片，"并非运至通商各口，全系先运至香港。??每月由香港有火轮船四五只，装载洋药（指鸦片）至上海"a。由于鸦片走私既不纳税，又不受中国法律制裁，并且得到港英当局的庇护，是一项"三全其美"的赚钱最多最快的生意，因而人人都想从中大捞一把。1855年，美国驻香港领事向美国国务院报告说："我确实不知道此间是否有哪怕一家商号，不以某种方式从事这项贸易或对它发生兴趣。"b这样，香港就成为全世界最大的鸦片走私中心，并且保持这个地位达30年之久c。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总部设在香港的从事鸦片走私的洋行以颠地洋行和怡和洋行为最大。1843年怡和洋行有5艘飞剪船往来于印度、香港间，另有6艘往来于香港与中国沿海鸦片趸船停泊处。颠地洋行从事鸦片走私的规模和怡和大体相同。另据香港《德臣西报》提供的数字，当时中国沿海共有外商（主要是英商）的鸦片趸船40只d。

　　1858年，清政府一方面屈从英国的压力；一方面是为了筹措镇压太平军的军饷，同意鸦片贸易合法化，使鸦片的流毒越发不可收拾。居住在北京的俄国东方学家王西里（1810-1878）描述当时的情况说："过去（中国）抽鸦片的人不算太多，而且几乎限于沿海的少数城市；现在吸食鸦片者不仅遍及全国，而且扩展到蒙古和满洲。过去吸鸦片是偷偷地吸，现在款待客人用鸦片烟枪，不用茶碗。"`王西里这个记述是符合事实的。

　　鸦片贸易合法化之后，走私活动不仅没有收敛，而且更加猖獗了。港英在清政府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当年（1858年）即通过法例，准许将香港熬制的原来只限在本埠销售的鸦片烟膏运往他埠发售，而且不论生、熟鸦片均可。19世纪60年代中期，广东省鸦片年消费量约为18 000箱，其中报关入口的不足五分之一a。

　　英国、印度和港英政府从鸦片贸易中获得巨大收益。仅1852年由半岛东方轮船公司运往印度的白银即值6 074 845元，合1 265 592英镑b，其中绝大部分是鸦片的价银。另据《英国议会文书》所载：1840-1841年印度从输华鸦片获得纯收益874 277英镑，1857-1858年增加到5 918 375英镑，1859-1860年仍达到5 169 778英镑。c鸦片收入在印度财政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1840-1844年为5.3%，1855-1859年猛增到14.1 %。d由于鸦片贸易在中英印三角贸易中的关键作用，而当时印度又是英国的直辖殖民地，因此归根结底，鸦片收入是英国的一项巨大财源。

　　四、残酷的苦力贸易

　　苦力贸易是英占初期香港又一个"黑色贸易"项目。1847年美国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和四年后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引起了淘金热，极大地刺激了香港苦力贸易的发展。当时华工（苦力）出国主要是采取"契约工"的形式。在香港从事苦力贸易的有三种人：一是装载苦力的船舶的船长；二是西方国家派来的政府"移民"代表；三是以英商为主的在港欧美商人以及与他们勾结的华人掮客（俗称"客头"）`。最初经营向加利福尼亚贩运苦力的两家行号是和行(Wo Hang)与兴和行(Hing Wo)`，后来又增加了怡和、颠地等洋行。它们的经营方式一般是派遣客头深入中国沿海省份，用拐骗、赌博甚至直接绑架等手段，将当地的青壮年男劳力运到香港。然后以"偿还"出国船费和伙食费为名，迫使这些青壮年签订契约，承诺为购买苦力的买主工作一定年限。最后将这些青壮年装上有夹层舱（为了便于多载）的苦力船，把他们运到美国、南美、澳洲以及东南亚等地做苦工。香港的苦力贸易在19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盛极一时，据港英船政厅报告：仅1854年11月1日至1855年9月30日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结关登载的苦力船有128艘，其中船籍为英国的占64艘，船籍为美国的占24艘a。1851-1872年间，从香港运出的苦力华工总计达到320 349人b。上述数字说明香港的苦力贸易达到何等巨大的规模。

本文摘自《香港经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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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经济史：公元前约4000--公元2000年
　　香港人类社会的产生和发展至今已有约六千年的历史，但有关香港经济史的论述则只散见于部分论文和书籍的少数章节中，各方面都希望有一部香港经济通史的专著问世。有鉴于此卢受采教授在其女儿卢冬青硕士的协助下历时三载数易其稿，终于完成了呈献在读者面前的这部《香港经济史》。本书史料丰富立论严谨，条理清楚文笔流畅。这部专著在时间跨度资料广度和理论深度方面，都尽可能符合详尽真实客观准确的原则，可谓古今中外第一部香港经济通史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