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的工业化

　　传统亚洲社会的经济结构与西方的一大差异，就是财富过于集中在权贵手中。我们看古代中国，富人家里可以良田万亩，妻妾成群，金山银山，而绝大部分老百姓只能混个温饱而已。财富过渡集中与儒家文化中的权力不受制约有直接关系。比如有些地方的县志记载了下述这样的事情。只要本地发生盗窃事件，县太爷首先就把当地那些富裕但是又没有权势的人抓起来，让他们的家人拿重金来赎，一般还先摸清楚了被害者到底有多少钱，要让他们倾家荡产才能把人换回去。此外还有各种各样其他手段“合法地”抢劫。问题的症结是地方官对属下的百姓有生杀予夺的大权，而且根本不受任何制约，在这种条件下百姓手里但凡有点浮财多半守不住。中国历史的一条规律就是权力和财富高度正相关。其他亚洲国家的情况也类似。

因为这样的文化背景，亚洲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与西方有本质区别。西方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民间自发的过程，政府的作用一般仅限于制定有利于工业化的政策，以及铺设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比如美国发明家爱迪生发明了电灯泡，就去找风险投资。资本家一看电灯泡比用了上千年的蜡烛强多了，市场潜力巨大，就投资开工厂生产，于是家家都用上电灯了，资本家和发明家都发财了。现代文明的大部分科技成果都是在西方工业化这三百年里以这种民间自发的方式发明创造并推广使用的。

仔细观察这个过程，我们发现它之所以能开花结果，是因为在西方社会财富分散在广大老百姓手里。有人发明个电灯，电话，电报，收音机，电视，汽车，等等，马上就会有大批人买，而且很快就普及到几乎家家都有，这说明老百姓的购买力很强，社会的主要财富在老百姓手里，想要发财的人就要研究怎样发明创造新的产品为广大民众服务。

亚洲国家的社会结构注定了西方这种模式不能成为工业化的主要动力，只能起一些辅助作用。因为财富过分集中在权贵手里，亚洲的老百姓没有足够的消费能力来支撑工业化所需要的研发，建厂，生产等费用。同时对于权贵来说，他们的财富是通过权力寻租得来的，不费多大力而且没风险，他们用不着像西方资本家那样通过风险投资来赚钱。所以不管从资本还是市场角度，亚洲都不具备西方那种由民间主导工业化的条件。

因此亚洲的工业化只能由政府来主导。政府扮演资本家的角色，由国家出资办工厂。这解决了资本问题，但市场还得靠西方，亚洲民众没有强大的消费能力。于是最早由日本创立了这种派留学生到西方学技术，回来由政府资助开工厂，做出来的产品再卖到西方赚取外汇的亚洲模式。学来的技术和赚来的外汇用于本国工业化，包括基础设施建设，人员培训，产能提高等等。

西方的工业化是自下而上由民间主导的过程。私人团体和个人的研究探索在兴趣上各不相同，没有统一的方向，囊括了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的所有领域。这是整个西方知识大爆炸的阶段。西方人的思想从中世纪的黑暗愚昧中解脱出来，他们在探索自然界秘密的同时，也大大深化了对人和社会的理解。这就必然导致对传统宗教政治秩序的挑战。在这一过程中宗教被改革，旧的政治体制被推翻，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都发生了大规模流血冲突和革命，有的还不止一次。工业革命对西方来说是整个文明进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对亚洲来说，工业化仅仅是政府主导的一次技术革命，目的是从西方把技术学来，用来强化这个国家。亚洲政府对西方社会科学方面的发展并不感兴趣。我们可以看看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工业化过程，在工业技术上很快赶上了西方，但是皇权至上的政治体制不仅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反而得到加强了。总之，亚洲的工业化目的性强，组织程度高，效率高，速度快，但是没有像西方那样伴随着思想，文化和政治体制上的革命，以及创造力的飞跃。

因为没有思想，文化和体制上的革命，亚洲仍不得不依赖西方的市场发展经济，所以东亚经济体无一例外都是出口导向型。税收政策，货币政策，行业布局和发展规划，国家发展战略，企业文化，等等，都围绕着外贸和出口这个核心。“出口创汇”是经济活动的主要目标。

西方经济学管这种策略叫“重商主义”（Mercantilism）。西方国家也有过重商主义，那是在黄金是世界通用货币的年代。因为黄金的数量有限，价值稳定，贸易顺差直接增加一个国家的黄金储备和财富。那个时代的重商主义从经济上很容易理解。自从1971年世界主要货币与黄金脱钩之后，贸易顺差赚来的钱无法保值，西方国家就不再实行重商主义了。但亚洲仍然继续这一模式。

　　

本文摘自《下一个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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