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2）

　　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系统地阐发了关于自然秩序的学说，为古典经济学提供了统一的思想基础。他们说的“自然秩序”，是包括社会制度和社会经济过程这两个方面的一个统一的整体。在他们看来，有一种“自然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它是一种“自然的”经济运行机制，在这种制度下，人们能成功地发挥其“自然的”本性，在“自然的”经济规律作用下，使经济过程达到一种均衡状态，这种均衡状态能够保证社会整体的幸福达到最高程度。这种在自然的制度中按照自然规律指导运行的经济过程所达到的最有利于社会整体的状态，就是古典经济学所说的“自然秩序”。

　　法国的重农学派首先把“自然秩序”（ordre Naturel）与“实际秩序”（ordre positif）对立起来。按照他们的说法，人类社会是由自然规律所统治的，而自然规律则永远不是统治者的独断法律所能改变的。这种由仁慈的上帝为人类的利益所定下的规律，就是关于“自然秩序”的规律。重农学派所说的“自然秩序”大体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指由“自然法”所规定的“自然权利”，它确定了一种自然的社会制度。“自然法”本身指的是最有利于人类的人与事物的运动规则。这种自然法所赋予的自然权利，则承认人们有权享用财产带来的利益，进行劳动，在不妨碍他人自由的前提下自由地追求个人利益。“自然秩序”的另一方面是社会经济过程的运行规律。重农学派认为，造物主决定了各种经济关系相互联结着在自然中进行活动。魁奈抽去全部行政不规则干预的结果，构思了一个说明社会再生产过程的“经济表”，以表明社会经济各个部分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重农学派把经济表所描述的经济过程就视为“自然秩序”。

　　亚当-斯密以对人的行为与行动所作的哲学考察更深刻地阐发了这一“自然秩序”观。他认为，正是人类的自然倾向促进了由于需要所造成的事物的秩序。他一方面把自由与正义看成是天赋的，另一方面则承认，个人往往受贪欲支配而行动，并不考虑整个社会的福利。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才使用了利己的“经济人”这个理论分析的前提。但是，他用18世纪的自由主义精神发挥了托马斯-阿奎那的这一论点：上帝指引着一切无知者趋向自己的目的。在斯密看来，仁慈的上帝使自然秩序在社会中占了统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人们只追求自己的私利，但是，仍然会有一只“看不见的手”（an invisible hand）来指引自私自利的人们去达到一个他们没有意识到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增进社会的利益。这样，每个人都是他自己利益的最好判断者，但是，他追求利益的活动却只能沿着自然的社会秩序所指定的道路前进；如果让他自由地按自己的方式来行动，他就不仅会获得自己的最大利益，而且会在这个过程中促进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

　　在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的自然秩序观支配下，古典经济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这就是：力图从历史上多种多样的实际经济制度中找出那唯一自然的制度，然后再找到在这种制度中运行的经济过程的“自然规律”。在古典经济学家们看来，这种自然的制度就是普遍存在着自由的完全竞争的竞争秩序。斯密把它称为“自然自由的制度”（the system of natural liberty），在这种制度下，每个人都在正义的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为了自己的私利而完全地与其他人竞争。斯密以这种竞争秩序为前提来建立自己的价值论与分配论，为西方经济学建立了第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李嘉图则更是在这种竞争秩序的基础上研究经济理论的。从此以后，以利己的“经济人”和普遍存在着自由的完全竞争为前提来研究经济理论，就成了古典经济学不变的传统。他们把这样得出的理论原理视为永远不变的自然的经济规律。实际上，整个古典经济学的所有经济理论，都像斯密的整个理论体系一样，研究的只是在一切经济行为都出于利己的动机、又普遍存在着自由的完全竞争的条件下，经济过程运行的趋势。这意味着，古典经济学所说明的，实际上是在某种一定的经济体制和某种一定的经济行为之下，整个社会经济是如何运行的。

　　

本文摘自《弗赖堡学派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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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赖堡学派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其久负盛名的原因之一是它的“社会市场经济”的政策主张曾经为二战后的德国提供了理论支持，使德国迅速崛起，创造了一个“经济奇迹”。直到今天，弗赖堡学派在德国政界、经济学界和民间都有极大的影响力和广泛信众。体制问题一直是经济中人们关心的问题。而在弗赖堡学派之前的经济学流派中，理论家们却对这一问题没有明晰的认识，一直到瓦尔特·欧肯与历史学派决裂，并创立了弗赖堡学派，确立了将“经济制度”作为经济学的核心框架的思想后，人们才逐渐认识到制度因素在现代经济学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是弗赖堡学派在学术上的又一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