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共享的主张（3）

　　一位女权主义者写道，法案只对不得不外出做工的穷人妇女有所帮助，“但大量的女性，那些中产阶级的妻子们……该怎么办？她们对婚后财产拥有什么权利呢？”1876年，一位匿名的农妇给一本有关选举权的杂志编辑写信，尖刻地回答了这些问题：

　　我在拓荒时期嫁给了一个穷人，我们同甘共苦，终于有了一个价值几千美元的家；我生了9个孩子，全是自己带大的。其中5个已长大成人，4个有了选举权。头20年家里的活儿全是我干，缝缝补补，洗洗涮涮，只是在临生孩子的前几周才歇把手。最近16年我干干歇歇，但最近3年孙子孙女从两个增加到4个，全由我带，其中一个还在吃奶。现在我想去科罗拉多州一趟，但却要不到钱，我所有的劳动换不来6便士。我丈夫把持一切，他说我们没钱干蠢事。我连个孩子都不如。如果我的劳动能以货币计算，我就要用这些钱干自己想干的事。我觉得自己是在现身说法，叫女人不要干活，除非能支配自己的劳动所得。我名下的所有财产就是这支笔和笔架，这还是我远在加州的哥哥送给我的礼物。

　　全美的法庭对这种控诉充耳不闻。妻子的家务劳动仅被当做为家庭着想的自愿行为，不能指望得到经济上的回报。例如，艾奥瓦州的最高法院发现，1873年该州通过的收入法“无意……让妻子免除习惯法和条文规定的其作为丈夫‘帮手’的义务和责任。如果法律条文增加这样的内容，那么妻子就有权起诉要她从事家务的丈夫……她可以为照看、哺育和培养孩子而起诉丈夫，要求补偿。她根本没有义务打理家务，除非丈夫付她工钱。当然，这绝不是立法所要达到的目的”。

　　当然不是！

　　内战后，面对顽固的反对意见，美国的女权运动慢慢不再关心夫妇间的经济平等问题。女权运动的领导者越来越着眼于法律平等，包括担任公职权，由同等地位的公民组成陪审团审理的权利，按刑事法典享受同等待遇的权利以及最值得注意的选举权。到19世纪80年代，在争取选举权的立法议程上已看不到妻子共享婚后财产的主张。

　　许多倡导女权的人不是为妇女看孩子做家务的劳动争取平等价值，而是向传统的性别分工挑战。美国的女权主义者渐渐认为，妇女要想获得平等和自由，就必须摆脱家务劳动。她们开始设想“双职工”婚姻，双方协作共管家务，让妇女出外挣钱，从繁重的家务中解脱出来。换句话说，她们就像现在的女权主义者一样，认为妇女只有自己挣钱才能避免从属的、在经济上仰赖他人的地位。

　　这种转变反映了内战后美国经济的剧变。到1870年，美国历史上打工挣钱的男人第一次超过了自给自足的男人。在新的货币经济中，持家的妻子日益仰赖丈夫的收入。主要的经济单位不再是家庭，而是个体，他的收入依法归本人所有。

　　此前50年，联邦政府的第一次人口普查是以从事农业、商业和制造业的家庭而不是个体为单位，对经济活动进行统计。一般情况是，所有家庭成员都为家庭经济出力，不管它是一座农场、一间手工作坊，还是一桩买卖。但是，随着打工挣钱的人日益增多，联邦人口普查开始把个体的职业统计在内。1850年的人口普查试图了解每个15岁以上的男性从事的“职业、工作或买卖”，1860年又扩展到女性，她们大多把自己的工作说成是“管家”。

　　弗朗西斯-沃克是一位知名经济学家，后成为麻省理工学院院长，1870年他主持了全美人口普查。这位参加过内战、喜欢被称为“将军”的老兵，认为妇女的家务劳动没什么特别的经济价值。他信心满满地写道：“可以这样说，妻子生产的不如消费的多。”在沃克的主持下，人口普查明确规定：所谓“管家”指的是因提供此项服务而获得薪金的人。他规定：“妇女为家庭或为自己管家而没有任何报酬，只能算‘持家’。”这样维持一个家庭所需的工作，包括所有园艺、制作罐头、烧饭、打扫、饲养家畜、缝缝补补、照顾老幼和病人，更不要说养育新一代劳动力了—都不能列入生产性劳动。

　　与此同时，沃克对妇女的现金收入也采取了相当草率的做法。

本文摘自《妈妈值多少钱》

---

　　 她们担任着管家、厨师、司机、教师、心理咨询师，一人独当多面，辛劳一年却分文没有。而且，只要一说起也应该给妈妈们发工资，人们就会辩驳：辞职当全职妈妈，是母亲们自己的选择！履行妈妈的职责天经地义，发工资是亵渎了这个神圣的使命！男人们在独自养孩子养老婆！ ……
　　在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女性已享有大部分权利的时代，妈妈们一方面被无限制的地位拔高，一方面却完全无视其创造的价值。她们被当做是“被养着”的，不再被列为劳动力，在官方经济学指标中得不到任何衡量，甚至没有保姆所享有的权利，既没有离婚后的失业保险，也没有工伤后的社会保障福利。 但是，妈妈们真的不创造经济价值吗？当然不是！ 如果将母亲担任的各个角色的经济价值均衡计算，会超过大多数城市女性白领。 在《妈妈值多少钱(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为何不计薪酬)》令人振奋的母亲宣言中，安·克里滕登对各国父母们作了数百次采访，并通过对经济学、社会学、公共政策等的５年多研究，《妈妈值多少钱(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为何不计薪酬)》揭示了母亲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与获得的回报之间那种惊人的差距。同时，她也提出了行之有效的明确的解决方法，号召全社会共同关注和解决母亲的价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