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东和以色列（1）

　　有时候，在做出一个同所有人意见相左的决策时，你不得不大胆一些，要相信你的决策是正确的，最终一切都会迎刃而解。

　　故事发生在1994年10月31日，我那时正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出席由世界经济论坛和对外关系委员会赞助的卡萨布兰卡峰会，即中东──北非经济首脑会议。包括我在内的部分参会人员，同时任以色列外交部长的西蒙-佩雷斯（ShimonPeres）共进了早餐。佩雷斯曾于20世纪80年代担任以色列总理，1995年再次当选以总理。那时，佩雷斯刚刚促成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YitzhakRabin）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阿拉法特签署了《奥斯陆协议》（以色列和巴解组织间第一份直接协议），《奥斯陆协议》是双方秘密对话的产物。当时人们对中东地区的局势发展持乐观态度，认为中东地区的和平进程、经济发展和业务拓展都存在机遇。因此，在卡萨布兰卡的那顿早餐上，我向佩雷斯表示，花旗银行有兴趣在以色列开展业务。

　　我第一次去以色列，是在1992年作为30国集团代表。30国集团是一个由各国学者、央行行长、财政部长及金融界人士组成的组织，对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全球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做出分析。以色列央行行长雅可布-弗兰克尔（JacobFrenkel）陪同我们考察了以色列，并促成了我支持的会议召开。凭我的直觉，如果花旗银行能在以色列开设分支机构，那里还是有业务机会可供我们发掘的。

　　直到两年后，在摩洛哥同佩雷斯共进早餐的时候，我才有机会提出在以色列设立机构的想法。

　　"最好是银行，而不是坦克。"佩雷斯说。他就愿意讽刺别人。

　　我同佩雷斯就我会见阿拉法特主席一事达成了一致意见。于是我会见了阿拉法特，并告诉他我们考虑在中东地区寻求更多的业务机会，拓展在该区域的网络布局。阿拉法特建议我们将业务拓展至安曼，并在约旦河西岸成立一家分支机构。我只向他承诺，将会更多地参与到中东地区经济发展当中，包括让花旗在黎巴嫩的机构重新开业，该机构曾因1987年黎巴嫩内战而关闭。我鼓励他将巴解组织和以色列的和解关系保持下去，并明确表示，在以色列设立机构是有可能的，这一点毋庸置疑。我还和他讲，他应该发动全世界流亡的巴勒斯坦人为巴勒斯坦筹资，就像以色列当初号召流亡在外的犹太人那样，而不要太过于依赖官方援助。

　　此次卡萨布兰卡峰会的另一项积极进展是我同埃及的一些企业家见了面，其中包括沙菲克-加伯尔（ShafikGabr）。沙菲克-加伯尔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埃及企业家，掌管总资产达数十亿美元的阿托克集团，也是1982年在开罗成立的美国商会创始成员之一。同这些埃及企业家会面的意图，是希望如果美国和埃及的企业家能够一起制定出一份计划，帮助推动贸易自由化、促进经济发展，并推动彼时针对埃及封闭经济的改革，将有助于在整个中东地区形成推动和平与发展的氛围。最终，我们会面的结果是美国──埃及总统委员会的成立。美国──埃及总统委员会是一个私营企业团体，由美国和埃及主要集团企业各派出10位代表组成，我是该委员会的创始成员之一。美方首席代表为副总统阿尔-戈尔，埃方则为总统穆巴拉克。我在摩洛哥期间，以色列《国土报》（《国土报》是以色列历史最悠久的日报，读者主要为以色列的精英阶层）的一位记者问我，花旗银行是否考虑在以色列设立机构。

　　"为什么不在以色列开设分支机构呢？"《国土报》的记者问我。

　　

本文摘自《走向世界的银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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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走向世界的银行家》一书中威廉·通罗兹过20多个案例，有力地说明了他的原则，为各级领导人提供了良好的参照。全球范围内驹高层次谈判磨砺了他的领导和谈判才能：他曾同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成员、各国国家元首、各公司首席执行官在各种危急情况下进行谈判。从南非的开放到拉丁美洲“债务炸弹”的化解。再到避免花滇资产在委内瑞拉被国有化——罗兹皆与我们分享了宝贵的经验。 《走向世界的银行家》大胆而果断地领导：知道什么时候出于谨慎的理由而无视谨慎，始终保持中立的谈判气氛。 高瞻远瞩，预测风险。 积极主动地直面问题：面临严峻的形势。直击问题核心，化危机为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