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窗口（3）

　　我们给每一条"地雷引线"设定一个可能性百分比，如流感爆发引发大范围经济问题对应25%的可能性百分比，然后据此推算出受影响国家的风险状况。根据情况的不断变化，整个流程也随之变化。随着项目的开展，我们越来越关注与业务相关的个人客户以及新兴市场层面的风险。

　　在开展业务的过程中，某些特定领域的专家会有独创性的见地，我们就让这些专家对新风险的出现做出提示。我们根据专家的意见，并结合数据推导出结论，采取相应行动。我们对资产组合进行压力测试。每次开会，大家会对一系列风险缓释计划进行讨论，并要对采取的风险管理措施承担责任。

　　我们对正常的价格波动进行仔细审查，并对风险开展持续监测。例如，如果油价突然上涨或下跌，就要了解油价波动对信贷造成的影响，包括短期信贷和中期信贷。

　　我们每季度在纽约召开一次"风险窗口"评估会，主要参会人员包括里德、副董事长保罗-柯林斯（PaulCollins）、个人银行部总经理蔡培原（Pei-yuanChia），以及工业化国家公司银行部总经理奥诺-卢丁（OnnoRuding）；参会人员还包括科技、审计和法律等许多其他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在全球范围内，我们每年至少召开两次区域性"风险窗口"评估会，探讨该区域内的特定问题和其他全球性问题。

　　会上，我们对会前4个月的所有风险要素进行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对花旗整体资产组合做出必要调整。能对信贷业务风险进行逐笔分析当然再好不过了，但是"风险窗口"可以帮助我们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尽量做大信贷业务。

　　花旗是唯一一家引入全面风险分析机制的机构。1992年整个银行业都不是很景气，当时监管机构在同我们会谈时，了解到我们开发的风险管理工具，并认为这个工具很了不起。于是监管机构将我们的做法推荐给其他银行，要求其他银行开发并使用类似的风险管理工具。

　　我们认为，花旗的风险管理工具可能是全球首创的全集团口径的风险管理系统。

　　1996年5月，花旗邀请到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Krugman）发表演讲。后来克鲁格曼成为《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此后又过了一年多，亚洲金融危机爆发。1994年晚些时候，克鲁格曼在著名政治期刊《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亚洲奇迹的神话"的文章。"亚洲四小龙的成功并非奇迹，"他写道，"四小龙的崛起得益于对资源的利用—增加对机械制造、基础设施和教育事业的投入—这种做法同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一样的，现在回过头来看，人们都认为苏联当时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克鲁格曼认为，亚洲的增长完全依赖于大力发展制造业并增加出口，而与此同时，国内消费并没有相应增长，因此仅仅依靠欧美市场进口需求实现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换言之，亚洲增长的动力正在消退。"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增长率也将放缓。"克鲁格曼写道。

　　克鲁格曼的观点是正确的，虽然他的想法有些超前。事实上，过度信贷投放和由此引发的泡沫导致对资源的利用变得危险，一场更大规模的危机正在逼近。在克鲁格曼发表上述观点刚好两年半之后，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了。

　　

本文摘自《走向世界的银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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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走向世界的银行家》一书中威廉·通罗兹过20多个案例，有力地说明了他的原则，为各级领导人提供了良好的参照。全球范围内驹高层次谈判磨砺了他的领导和谈判才能：他曾同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成员、各国国家元首、各公司首席执行官在各种危急情况下进行谈判。从南非的开放到拉丁美洲“债务炸弹”的化解。再到避免花滇资产在委内瑞拉被国有化——罗兹皆与我们分享了宝贵的经验。 《走向世界的银行家》大胆而果断地领导：知道什么时候出于谨慎的理由而无视谨慎，始终保持中立的谈判气氛。 高瞻远瞩，预测风险。 积极主动地直面问题：面临严峻的形势。直击问题核心，化危机为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