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窗口（5）

　　在曼谷，我同泰国前财长他林-林曼夏民（TarrinNimmanahaeminda）会面，他于此前一年卸任。他说泰国企业有许多外债，这可能会导致一场危机。他还表示"泰国经济正在衰退"。我查看了一下花旗在泰国的资产情况，发现了明显的危险信号—客户不能按时还款。

　　听了我的话，沙菲尔表示了担忧。他说他会了解一下情况，也听听其他人的看法。会谈结束后，他给泰国财政部打了个电话。时任泰国财政部终身秘书的是差杜蒙恭（ChatuMongolSonakul），他后来当选泰国央行行长，是19世纪暹罗国王的重孙子。差杜蒙恭对沙菲尔说，泰国政府并不担心，他们认为日本银行的意见才有参考意义，因为日本银行是泰国最大的债权人。差杜蒙恭说，日本人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担忧，也没有削减信贷规模—即便花旗银行已经减少了信贷规模。

　　沙菲尔随后往日本打了通电话，转述了我的担忧。沙菲尔的电话打给了时任日本大藏省国际金融局局长的神原英资（EisukeSakakibara）。神原英资被称为"日元先生"，因为他提出的政策使日元对美元定期升值。神原英资对沙菲尔说，他先了解一下情况，然后再给沙菲尔回信，但之后就杳无音信了。

　　与此同时，我开始在公开场合发出警告。1997年3月17日，我参加了美洲开发银行在巴塞罗那召开的会议。我针对金融系统流动性过剩发表的一番言论，随后被《新兴市场》上的一篇文章转载。《新兴市场》是一份传达IMF、世行和区域性开发银行会议精神的报纸。"资本流入固然是好事，但是资本流出将会带来灾难性后果，我想借此机会给大家提个醒。"我说。

　　3月20日出版的《金融时报》上的一篇文章再次引用了我的话，这让我的观点为更多人所了解。"虽然我是一个在银行业工作了多年的人，但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今天这样高的流动性。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谨慎，严格遵守各项信贷规章制度。"

　　1997年5月，在亚洲开发银行于日本福冈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我发现认同我观点的人还是寥寥无几。那时货币投机者试图打破1美元兑25泰铢的盯住汇率机制，尽管泰铢币值已经遭受攻击，但是泰国政府仍相信能够维持住泰铢币值。在会议间隙，我同韩国财政部长姜庆植（KangKyung-shik）见了面，并表达了我的担忧。姜庆植将当时的状况归咎于外部货币投机者，而没有谈及任何亚洲区域内的问题。他还表示，韩国即将举行大选，在此之前执政党的政策不太可能有什么变化。韩国政府相信，他们可以通过资本市场融资，满足其巨大的还款需求。

　　1997年7月，亚洲金融危机终于爆发了，花旗银行躲过了此次危机最艰难的时刻。金融危机期间，一些银行不得不削减信贷规模，但花旗银行却能够增加对合格客户的授信额度。在资本外逃寻求安全庇护的过程中，花旗银行成了受益人。

　　

本文摘自《走向世界的银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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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走向世界的银行家》一书中威廉·通罗兹过20多个案例，有力地说明了他的原则，为各级领导人提供了良好的参照。全球范围内驹高层次谈判磨砺了他的领导和谈判才能：他曾同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成员、各国国家元首、各公司首席执行官在各种危急情况下进行谈判。从南非的开放到拉丁美洲“债务炸弹”的化解。再到避免花滇资产在委内瑞拉被国有化——罗兹皆与我们分享了宝贵的经验。 《走向世界的银行家》大胆而果断地领导：知道什么时候出于谨慎的理由而无视谨慎，始终保持中立的谈判气氛。 高瞻远瞩，预测风险。 积极主动地直面问题：面临严峻的形势。直击问题核心，化危机为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