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方面的影响（3）

　　权威的合法性。在德鲁克的著述中，自由并不意味着毫无限制，相反，行动的自由要受到法律或价值观的约束。在德鲁克所定义的有各类组构成的有效运转的社会中，被治理的人虽然是自由的，但是却自愿顺从权威，因为这些人与组织中在他们之上的人共享相同的价值观念，并且愿意对这些共享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负责。

　　自愿地服从内化的权威在德鲁克有关管理层收购（MBO）的概念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一个组织搞MBO要求所有管理者为自身设立一定的目标，这些目标要用于评估绩效。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这些目标应该反映出整个组织的宏大目标，而不仅仅只是个体管理者自己的个人愿望和成就。

　　正如施塔尔的权威系统是与一个共同的大一统的更高的力量关联在一起的，德鲁克所谓的有效运转的社会也整合了管理者及其组织的利益。由于管理者能够将自己的目标与整个组织更为宽广的目标有效地结合在一起，个体的目标就成为个人表现的一种形式，不过这种表现还会受更大主体的权威影响。

　　对于组织内部权力的层级结构，德鲁克一直深信不疑；他并不十分认同在管理或者政府问题上的极为严格的平等主义观点。尽管如此，他仍然认为，那些在食物链顶端的人必须通过坚守共享的价值观来使自己的地位合法化。换句话说，德鲁克坚信管理权威是必须的，但是，正如施塔尔所做的那样，他也试图通过共享的价值观来为权威获得合法性找到一条可行之路。试问：为什么在组织架构图上低端的那些人会自愿地服从自上而下的权威呢？他们之所以服从，是因为他们相信组织及其领导者与他们共享关于人的权利和机会的相同的价值观，否则是不可能服从的：

　　跟为了一个社会性的目标而协调人们努力的其他任何机构一样，企业也必须按照层级线条加以组织。但是，对属于大家的企业的成功而言，每一个人，包括老板和扫地工在内，都是同等必要的。同时，大型企业必须为员工的晋升提供平等的机会。这其实就是传统上对公正的要求，是基督教关于人的尊严这一概念的影响所致。

　　本质而言，德鲁克试图利用施塔尔的具有创造性的、个人化的基督教上帝，将他世俗化，运用到工业场所中去。围绕机会平等和任人唯贤这些非常典型的美国价值观以及从宗教中汲取的有关尊严的概念来整合整个组织，德鲁克将施塔尔在十九世纪提出的理念转化成了符合二十世纪的理念。他仍然保留了施塔尔的具有创造力的上帝，只不过是对其形式进行了提炼而已。

　　但是，施塔尔关于权威合法性的论断是完全以基督教上帝的在场为基础的。由于他只是在基督教框架下全力拥护君主立宪，所以他并未发展出一个能够在神圣灵感之外的物质王国里建立起合法领导地位的制度。

　　在德鲁克多产高效的一生中，如何使管理权力合法化是他始终面临的一个问题。正如作者杰克-塔兰特所指出的那样："德鲁克从来没有真正解决合法化的问题。他带有妥协色彩的努力总结在这样一个结论中：企业并不是一个合法的政府这一点并不就意味着它就不合法。"因为其宗教和神学观点使他无法全然相信本身也是人的管理者，德鲁克试图寻找到合适的方法来遏制常见于人身上的滥用权力的倾向。其他一些对他产生影响的思想家们也给他提供了不少方法，以期约束管理的权威或者将权力引导到最不会造成伤害的道路上。但是，1932年的时候，德鲁克就清楚地意识到权力的合法性必须在责任的基础上，而责任最终必须建立在绝对的合乎道德的价值观而不是人为价值的基础上。

　　由于缺乏一个个人的具有创造力的神，关于权力合法性的问题始终无法解决。在其著述中，德鲁克一直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他探索了一系列解决方案，包括回归信仰、回归联邦主义。围绕权力这一主题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解答，这揭示出一个根本问题：在一个设计成将人的自由最大化的人类制度当中存在着终极的不信任。在世俗化了的二十世纪的情境下试图维持施塔尔十九世纪所提出的哲学理念，显然会面临这样一个挑战。

本文摘自《失落的管理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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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围绕德鲁克的创见——管理是一支道德力量而不是服务于非道德的市场的工具——为处于道德困境中的现代组织提供转型蓝图和升华指南，精确地界定了德鲁克没有来得及界定的作为人文学科的管理概念，在有效管理和人文精神之间建立起清晰的关联。本书认为管理者必须关注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和许多其他人文学科的根本概念，比如社会价值和标准、权力的使用和滥用、个体性格成长、创新和技术、善与恶的本质、经理人在健康社会里的作用等。
　　本书提出了一种新的管理哲学，这一哲学建立在古今中外的领导者赖以有效地管理自我、经济和社会的基本原则。本书呼吁所有的管理者，不管是职业经理人还是企业家，放弃利润高于一切这一狭隘的商业观念（因为这样的观念将来不会让任何一个人得益和得意），倡导管理者拥抱那些有助于建立好管理、好商业和好社会的不朽真谛，号召我们对今天的管理实践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在一切还来得及之前让改变发生，并为此提供了各种有益的创意、概念和实用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