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和人文学科之间的分裂（2）

　　但是，科学管理和效率并不是商学院课程所强调的唯一主题。正如先前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那样，十九世纪晚期和二十世纪早期，对科学和理性的前向进步的信念开始面临挑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政治巨变、社会动荡以及科技发展现实，包括芥子毒气和机械化武器，都表明科学和技术并不一定能带来人类生存状况的改善。在新的商学院和研究型大学中，在现代技术发展似乎不那么道德的外表之下，人文学科对于学生来说始终是道德根基的源泉。在美国的大学院校中，教师们致力于通过核心课程和“名著”经典之类方法来重新强化人文学科的首要地位。商学院也在想方设法地在课程中融入人文学科的理想。在研究生课程中，学校也期待学生们在本科阶段、在开始其商业方面的研究和学习之前接受人文学科方面的培训；但是，这么做仍然无法解答这样一个问题：究竟如何才能在课程中注入专业主义精神和社会良知，或者说，如何才能在本科的商科课程中融入这些价值观。结果是漫无目的地开发一些课程，每一个学校都随心所欲地设置自己的课程结构。有些学校的课程是根据培养管理者适应具体的工作这一目的而安排的，而其他一些学校的课程则将管理学与经济学紧密地关联在一起，或者对传统的人文学科课程(数学、英语和历史)进行改造以便这些课程能够与商业人士更相关(会计、商务沟通和商业史)。直到大萧条时期，随着大学里越来越多的院长为课程目标和质量而担忧，商学院的课程才开始变得相对标准化起来。

　　在大萧条时期，美国的资本主义受到了来自学术研究人员以及从事商业实践的管理者包括企业高管的极大质疑。在1929年股票市场崩盘后的那几年，大多数的美国人继续拥抱社团主义，拥抱企业和政府之间的紧密合作关系，这种态度在胡佛总统任期内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随着经济情况进一步恶化，随着商业专家对于国家的病症似乎也无计可施，管理作为一种专业成了众矢之的。那些训练有素的商业专业人士，即商务活动的受托者们，对于解决困扰国家的经济困境也一筹莫展。1932年罗斯福成为新一届美国总统，美国人不再认为商业精英群体是解决问题的专家，转而开始强调政府部门的计划性和官僚统治。

　　面对这一新的社会态度，管理者和培训他们的商学院努力维护公司整体以及管理作为一种专业的形象。哥伦比亚大学的两个教授加德纳-米恩斯和阿道夫-贝勒出版了《现代公司和私有财产》一书。他们在书中认为，美国企业不再是由那些拥有公司既定利益的所有者兼管理者进行经营和管理。相反，公司的所有权已经通过利润分享和养老金计划而分散于许多人当中。因此，企业管理者所承担的只是一种被动的角色，他们只关注公司的获利性，而不是其日常运营。贝勒和米恩斯总结说，这种现代公司形成了新形式的财产所有制，其中股东不再是最受关注的对象，而是受制于拥有权力强大的管理者。《现代公司和私有财产》提出，管理者应该更多地考虑自己对社会所尽的义务，而不只是考虑到自己的利益。在当时那个时代，人们指责公司管理层为大萧条产生的根源，因此贝勒和米恩斯呼吁管理者理解自己的职责，要他们服务于一个更广泛、更多样化的股东群体，即公众本身。

　　当时的商学院课程同样也折射出了公众的新态度。学术人士普遍诟病商学院课程不断加剧的专科化和技术化倾向，认为管理者不再能接受到关于社会和伦理责任感的教育。有些人呼吁商学院开设更多人文学科方面的课程，认为只有回归到早先的教育理想才能让毕业生重建道德感。许多学校开设了新的课程，致力于展示商业和社会之间的紧密关系。其他一些学校则在现有的课程中注入新的元素；例如，哈佛的教授们就开始在课堂上和学生们一起探讨政府对私有企业进行监管的重要性。为了有效地应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所发生的剧烈变革，商学院进入了一个“反省时代，该时代为商学院更新其存在目的创造了条件。”

本文摘自《失落的管理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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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围绕德鲁克的创见——管理是一支道德力量而不是服务于非道德的市场的工具——为处于道德困境中的现代组织提供转型蓝图和升华指南，精确地界定了德鲁克没有来得及界定的作为人文学科的管理概念，在有效管理和人文精神之间建立起清晰的关联。本书认为管理者必须关注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和许多其他人文学科的根本概念，比如社会价值和标准、权力的使用和滥用、个体性格成长、创新和技术、善与恶的本质、经理人在健康社会里的作用等。
　　本书提出了一种新的管理哲学，这一哲学建立在古今中外的领导者赖以有效地管理自我、经济和社会的基本原则。本书呼吁所有的管理者，不管是职业经理人还是企业家，放弃利润高于一切这一狭隘的商业观念（因为这样的观念将来不会让任何一个人得益和得意），倡导管理者拥抱那些有助于建立好管理、好商业和好社会的不朽真谛，号召我们对今天的管理实践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在一切还来得及之前让改变发生，并为此提供了各种有益的创意、概念和实用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