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面临的挑战

　　到了19、20世纪之交，洪堡理想中的学院——一个学术自由和独立研究得以蓬勃发展的地方——已经变成了一个以研究为中心的机构，与古代的人文理想相比已经面目全非了。面对直接挑战人类进步和理性观念的大规模的社会经济变革，欧洲和美国的知识分子从实证主义那里抽身。工业化和应运而生的大众社会的建立，社会主义的兴起，民族主义运动，民主起义以及选举权覆盖面不断扩大，这些只是诸多变革力量中的几个而已。全新的心理学领域、亨利-伯格森哲学以及其他一些认为直接经验和直觉比理性主义更重要而加以推崇的人提出的理念对理性的、科学的研究之类旧有观念提出了挑战。而这又引发了大学的思想动荡，折射出存在于象牙塔之外的社会和文化上的动荡。

　　在美国，内战之后的工业化扩张呼吁高等教育变得更加实用。这使人们更强烈地认为人文学科课程早就不可救药地过时了，无法再适应现代美国人的需要。

　　在德国的大学里，弗里茨-林格的“德意志要员”一说则公开谴责更为实用的课程设置和不断强化的民主式学习方式所带来的现代化影响。

　　两位著名的英国作家托马斯-赫胥黎和马修-阿诺德之间的辩论则代表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关于大学教育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折射出当时的学院内部动荡不安的核心特征。在赫胥黎发表的“科学和文化”演讲中，他指出，人文教育不仅仅只是包括对古典文学的学习，同时也包括对科学研究的学习。阿诺德后来为希腊罗马文本中所包含的价值观进行辩护，认为人文的理想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人的境况。

　　关于人文教育究竟是否还与时代相关的质疑出现了不同的响应。有些人为传统课程辩护，认为它们仍然是一种有助于培训人的思维方式或者开发通用知识技能的方法。另外一些人则强调对技术专业化加以平衡的重要性，指出人文学科应该承担起打造“全面发展”之人的角色。

　　这一不断激化的争论最终带来的成果之一是通识教育课程的建立，这一运动受到了约翰-杜威思想的影响。1920年，哥伦比亚大学英语教授约翰-厄斯金设计了完全致力于古典文本研究的核心人文学科课程。这一两年制荣誉课程以学生们一起讨论“伟大的著作”为中心，其设置目的是希望激发学生对阅读和思想发展的终生兴趣。另一个则是由二十世纪三是年代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哈钦斯所开发的“名著”课程。哈钦斯在芝加哥大学提倡使用一批核心著作即所谓“名著”来教学；在五十年代，他在《西方世界名著》系列中将这些作品推荐给商业人士。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还有一些学校做出类似的努力，希望能够为人文学科课程建立某种结构和秩序，但是正如金博尔所指出的那样，这些努力实际上使人文学科课程变得更多样化而不是相反。这个时期兴起了许多全新的人文艺术学院，包括本宁顿学院(1932年)，这是一家独立的女子学院，推行结构相对松散的课程，更强调个人在创造性方面的探索。

　　二战之后，随着民权运动为妇女和有色人种接受教育铺平了道路，大学录取率极速上升。随着大学生们日益关注当时社会的宏大问题，学生中的激进主义和希望大幅度提升个人权利的要求使校园中的文化氛围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女性和少数族裔学生进入学校，最终导致大学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相继推出了种族学研究和妇女研究专业。这些变化引发了整个社会重新谴责高等教育过于碎片化，这一次所针对的是课程的“巴尔干化(分裂和割据)倾向。”作者艾伦-布鲁姆出版了《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一书，认为人文学科的传统已经无可救药地受到了道德相对主义的玷污，丧失了其早先的理想。

　　人文教育的理念也受到了整个社会中教育角色变化的压力。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学生们就开始提出通过大学教育掌握符合市场需求的技能这一要求。高等教育成为可以在市场上购买到的产品，因此消费者要求自己的付出能够得到最高的回报。随着教育的目的从打造一个受过教育的人转变成为人们提供具体的与雇佣相关的培训从而帮助他们在职业市场上有所斩获，关于人文教育的整体概念就再一次受到了猛烈的抨击。

　　关于人文学科的地位和相关性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当代对人文教育的辩护中有很多都呼应了“非自由主义的理念”，比如“尊重研究之自由和真理之探求，”或者要求恢复通识教育(“发展批判性思考和辨别能力”)，或者是更早的古代的道德目的(“基于价值观的教育”)。其他一些人文教育的辩护者则致力于重新规划并更新人文学科理念以适应一个现代的多样化社会；芝加哥大学教授安德鲁-赫鲁茨基就曾经指出，“人文教育的目标就是打造有能力、有意向试图通过理性的讨论而在事实、理论和行动等方面形成共识的人。”美国大学联谊会秘书长约翰-丘吉尔则并没有过多地强调达成共识，而是强调平衡人文教育所造成的影响的必要性：“如果我们丧失了商讨的文化，或者说因为我们的原因而丧失了这种文化，那么其根源就在于我们缺乏充分的大家都能接触到的用来在理念和这些理念所指导的行为之间进行批判性比较的方法。这种缺失可以追溯到我们对专业性和技术性的崇拜，以至于因此忽视了普遍的和人性的内涵。”很不幸，这已经变成了我们当下的趋势。我们必须采取必要行动来对抗这种趋势，因为我们身处令人困惑、混乱不堪、争议不断的境地，其中争论的必要性已经被模棱性和不确定性所遮蔽。”

本文摘自《失落的管理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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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围绕德鲁克的创见——管理是一支道德力量而不是服务于非道德的市场的工具——为处于道德困境中的现代组织提供转型蓝图和升华指南，精确地界定了德鲁克没有来得及界定的作为人文学科的管理概念，在有效管理和人文精神之间建立起清晰的关联。本书认为管理者必须关注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和许多其他人文学科的根本概念，比如社会价值和标准、权力的使用和滥用、个体性格成长、创新和技术、善与恶的本质、经理人在健康社会里的作用等。
　　本书提出了一种新的管理哲学，这一哲学建立在古今中外的领导者赖以有效地管理自我、经济和社会的基本原则。本书呼吁所有的管理者，不管是职业经理人还是企业家，放弃利润高于一切这一狭隘的商业观念（因为这样的观念将来不会让任何一个人得益和得意），倡导管理者拥抱那些有助于建立好管理、好商业和好社会的不朽真谛，号召我们对今天的管理实践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在一切还来得及之前让改变发生，并为此提供了各种有益的创意、概念和实用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