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博弈论的多棱镜看游资

　　看待游资和民间资本也是要有博弈的眼光，各种调控政策的出台后，他们是为了利益最大化的非合作博弈的群体，政策改变的是游戏规则，而规避这样的政策、选择盈利最大化的博弈策略是每一个参与者的权利，这就是西方“法不禁止都可以做”的法制精神，但是大家都采取这样的策略的结果所得到的却是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囚徒困境的景象。

　　在集体主义淡漠个人主义盛行的时代，个人主义的博弈规则就是非合作的纳什博弈，也就是产生囚徒困境的博弈方式，经过这样的博弈，结果就完全走样了，就如保护农民工的工资，使得被拖欠的农民工不会担心工资将来要不到，这样的博弈结果就变成了即使是被拖欠也一样愿意去工作，反而形成了企业以拖欠为垫资、融资利益来源的潜规则，试想一下如果让所有劳动者对于工资拖欠不放心，还会有谁在被拖欠了工资的情况下继续工作？拖欠工资的现象反而没有存在的土壤，如果法律规定没有合同就认为劳动者是白干，工资拖欠三个月以上还继续工作就认为劳动者放弃了三个月前的收入，这种法律规定将使不签合同和拖欠工资的企业根本招不到人，拖欠工资的现象可能反而会大幅度的减少，很多保护过度的法律是要在博弈下走向反面的。所以法律经过非合作博弈所带来的多半是适得其反，这是非合作博弈理论和个人主义社会的精髓，这对于社会和经济是有深刻影响的，揭示这样的博弈规律也是让纳什先生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原因。实际上孔子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有这样一个著名的故事：鲁国为了挽救在他国被奴役的国民，张榜奖赏那些把鲁国人赎回的人们。子贡干了榜文规定的好事，却没有接受鲁国的奖赏，以此行为跑到孔子面前想讨夸奖。没想到被孔子破口大骂！“你小子害了鲁国人啊！”孔子的逻辑是什么呢？因为如果子贡的行为张扬出去，那么赎回鲁国人的人们就成为了为奖励而为了，就不好意思再接受国王的奖赏了，有钱人就无法救鲁国人了，反而使得更多的鲁国人得不到解救，导致大批鲁国人将因为子贡的“大善”而受苦！这是非常典型的经过博弈以后事情走到了初衷反面的例子。

　　而中国的非合作博弈的情况是要比世界其他各国强烈的多的，原因就在于长期过于集体主义压抑下个人主义的报复性反弹，同时中国的信仰缺失也非常关键，信仰在一个社会的作用更大地体现在对于非合作博弈的限制上，就如囚徒困境的例子，如果囚徒们有江湖义气的信仰，出卖哥们是要被江湖鄙视和淘汰的，他们可能的选择就是都不招供最后得到最好的结果。在西方社会信仰的作用也非常大，因为很多行为是要下地狱的，人们在信仰面前变成了合作者，使得社会成为一个合作博弈的社会，极大地降低了社会的成本。而对于中国无信仰的社会下的游资热钱，完全以逐利为第一目标，对于国家和民生的政策是可以不受道德和信仰的压力来非合作博弈的，其结果就是导致有关政策走到了初衷的反面和引发社会各界对于游资的痛恨！但是对于法律这样的非合作博弈本身却是不违法的，是按照“法不禁止就可以做”的西方司法原则执行的，这样的结果让社会无法接受，从而还会有中国式的溯及既往和秋后算账，其结果就是法制实行的难度加大和游资的行为更加诡异，在这里还可以深刻体会到法律与道德、信仰之间的差别，因为前者是非合作博弈而后者是合作博弈。中国规定猫的天职是抓老鼠，抓住老鼠的猫为好猫有奖励，但是偷吃的猫却没有严厉处罚；而西方则是规定不许偷吃，让你的猫自己选择去怎样找吃的，抓不住老鼠的猫要饿死，偷吃的猫要严惩。中国历史上是“法律规定可以做才能做”为主导的国家，这样的司法原则下虽然社会是一个合作性的博弈，但是社会也是僵死的社会，扼杀了创新，因为法律总是要在世界出现新事物并且认清新事物的性质、好坏的时候才可以制定，此时新事物早已经成为了旧机制了，因此坚持这样的法治体系中国是无法赶超世界的。

　　游资操盘手们对于经济的敏感，对于经济导向的作用，也是要多方位的看待，他们的资金会流向哪里，对于经济的发展是促进还是威胁，更在于监管和引导，只不过引导的方式不是简单的政策指令而是要通过社会的博弈来完成，在政策经过博弈会怎样变味的问题上，中国执政者的历史经验是极其匮乏的，必须要思考的是政令出台后经过博弈会是怎么样的，如果没有深入的论证而是简单直线条的命令，被游资的操盘精英一番博弈以后必定是政策制定者们不想看到的结果。与此同时现代博弈经济学在纳什均衡博弈的基础上还建立了进化稳定博弈理论，在进化稳定博弈下各种小的突变是要被淘汰的，引导社会进入经济发展需要的进化稳定博弈，游资的空间也就自然成为了要被社会淘汰和限制的小的突变了，让其在经济规律下自然地受到抑制直到消亡是最好的，就如当年的票证在市场发展下自然退出历史舞台。而当前的政策是建立在说什么下面就要配合做什么的基础上，这是一种合作博弈的模式，面对非合作的游资就会让游资的利益最大化，也就是囚徒困境博弈模型中囚徒一个合作招供另一个非合作不招供的结果，一定是要被渔利的，只要渔利的利益足够大就根本无法禁止，就如严刑杜绝不了贩毒一样。

　　因此对于游资政策的制定及其走向，绝对不是简单和直线条的，就如前面所分析的调控房地产使得开发商资金紧张不是让游资退出房地产反而是吸引游资进入房地产领域渔利一样。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老百姓容易理解，只有对于工资拖欠不保护才能够制止社会拖欠的潜规则，但是谁要是这样制定政策，老百姓就要骂娘，政策的制定要考虑不被政敌利用的关键更在于对外的宣传效果、舆论效果而不是实效。对于一个非合作的系统永远是产生泡沫很容易、挤出泡沫却很难，必然要付出代价，而为政者却总是希望不付代价的挤出泡沫，此前各种房价调控政策的越调越高、适得其反是要深思的。更何况现在中国是开放的市场，处于全球一体化的浪潮之中，国际上的热钱也参与其中，国际经济利益从来都是伴随着国际政治的，使得其中的博弈变得更加复杂、舞台更加广阔，这样的博弈结果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在自由经济的社会中是常态，美国的资本家也是这样博弈美国政府，美国的中产阶级也是在政策范围内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美国各州的法律职权远远大于中国的省市也是各有各的政策和对策，他们都是合法地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博弈，这是一种开明政治的常态。一个有远见的政府需要的是更合理的政策制定方略，在下面的对策博弈了以后还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这样的变化是从封建的“法律允许的才可以做”到自由市场经济的“法律不禁止的都可以做”的经济模式转变的结果，而对于游资的“不被抓住的就是好耗子”的行为宗旨，需要的就是在博弈下改变其生存方式，把游资在经济社会的生存方式从地下的耗子变成为地上的猫，让其成为正规机构纳入监管，这是比当作耗子进行打击更适合的方式，而政策上禁止的副作用也非常大，会导致把一切统得过死，造成的后果一定是要错杀和限制经济或金融的创新，有害经济发展。

　　最后需要体会的是中外的政策差别，中国历史上的政策是通过法律、政策或者命令告诉人们政府鼓励做什么和禁止做什么；西方则是通过法律制定规则让你自己选择，做什么合算就做什么，做什么吃亏就不做什么，西方执政者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们的规则使得人们自己选择做政府想让你做的事情，这也是帝王法治和民主法治在思想上的根本区别，帝王不是不想用法律治理国家，也不是没有完善的法律，他们也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法治理想，中国的法家在秦国有非常好的实践，但是他们绝对不愿意放开民众进行非合作博弈，让民众取得自己的社会行为自主权，每一个人能够自主地进行与政府的非合作博弈选择自己的行为，这才是民主社会最广泛实质的社会民众基础，先有民主法治思想，再有民主法治制度，才能够最终实现民主，民主不是简单的选举而是一个广泛的社会思想与行为体系。

　　游资的本质在套利，游资的操盘更类似于对冲基金，游资的资金来源是灰色的，游资的行事是低调的，游资将在房地产领域长期存在。在本轮调控之中游资的角色是非合作博弈的，游资的走向不是政策所希望的直线条的，对于游资要全面地认识，把它纳入监管的轨道，并且致力于降低和消除游资套利的空间，这才是让游资失去兴风作浪得土壤，让经济远离冲击、和谐发展的大道。

本文摘自《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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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地产的发展就是城市的发展，而发展中国家就是要首先让核心城市发达到与世界接轨的高度，进而形成自己的发展模式，并以此与世界进行博弈。中国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土地价值的增值，带动房地产价格的暴涨。不要说房地产绑架了中国经济，火车的运行肯定是要被火车头拉动和控制的，土地财政具有其内在合理性。中国的楼市不是一个泡沫市，而真正在幕后操盘的是游资。看待房地产要与全球资本市场大势结合起来，大危机背景下，世界进入通胀将不可避免。中国必须思考自己的道路，缩减需求、使资源供需形成新均衡点，是中国博弈世界、避免危机中遭受重大损失的关键，而做好房地产一盘棋，则是其中要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