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奇才or危机推手？（8）

　　房利美薪酬结构转变带来的影响清晰可见。1993—1999年约翰逊在职期间，房利美执行官的年度奖金占税后利润总额的比例从0.46%飙升到了0.79%。以具体数字说明，房利美执行官得到的奖金从原来的850万美元增加到了3520万美元，翻了两番还多。

　　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新的资本要求迎面压来，显然会严重威胁到房利美新的执行官的薪酬结构。每股收益很可能会下降，从而削弱财富来源的成长潜力。约翰逊必须在1992年法案的编写工作中插上一脚。

　　“这种行为不但无耻，而且罕见。对一个公司执行官来说，操控立法程序是一项全新的战略。”曾与约翰逊共事的一位前任政府官员如是说，“他简直是强硬派的标志性人物，”这位官员说，“拽上你的监管者，闯进国会大厦，使出浑身解数。”

　　国会花了三年时间制定和通过《联邦住宅企业金融安全和健全法》（以下简称《安全和健全法》），并在1992年正式颁布，其中有许多进步的内容。它的主要目标是在房利美或者房地美因提供或持有抵押贷款而陷入困境时，保护纳税人免受可能的损失。在震惊世人的储贷危机期间，贪污腐败的出借人用纳税人的钱发了横财，没人希望这样的历史上演。

　　这部法案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为两家公司设立了两个彼此无关的监督人。依照该法，在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内部新成立了一个据称独立的监管者，名为联邦住房企业监督办公室，其任务是根据《安全和健全法》，对房利美和房地美的经营状况实施监督。

　　与此同时，住房和城市发展部担负的则是经常与之矛盾冲突的任务，即确保这两家公司切实履行推动居者有其屋计划的职责。根据提案，联邦住房企业监督办公室要像其他金融监管者一样，以被监管机构（这里指的就是房利美和房地美）支付的费用作为资金来源。实际上这项提案从来没被贯彻执行过。

　　新法为联邦住房企业监督办公室布置了诸多任务，其中包括计算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最低资本要求并强制其执行，还要负责对这两家公司的经营状况开展调查。新法还要求联邦住房企业监督办公室策划一个所谓的负荷试验，即为两家公司设想出最糟糕的环境，然后计算出让其幸免于难所需要的资本和现金流。

　　这个负荷试验需要考虑到20世纪80年代那种利率循环变化的情况，当时房利美曾濒临破产绝境。新的资本要求和联邦住房企业监督办公室的负荷试验都要在1994年12月1日以前完成。

　　但是新法里还有一条关键要则，比其他任何一部法案都更有助于引致21世纪初期灾难性的住房借贷操作。《安全和健全法》给房利美和房地美布置了一个经济适用房的新任务，实际上是助长了这两家公司不安全和不健全的行为活动。

　　在新法的规定下，这两家公司必须通过购买抵押贷款来帮助全国以前买不起房子的人实现购房愿望。不过，房利美和房地美历来都是在借款人的其他资金渠道枯竭之时，通过购买安全的抵押贷款来支持购房行为。而现在这两家公司对健全性的关注已经变淡了许多，因为他们必须为“低收入和落后家庭”的购房需求提供服务。

　　新法要求房利美和房地美通过购买抵押贷款来实现各自独立的三个住房目标。首先是要帮助收入低下和收入适中的群体购房，然后是所谓的经济适用房目标，最后是中心城市、农村地区和其他落后地区的购房需求。

　　新法创造性地明确规定两家公司提供的资金必须有30%流向收入低下和收入适中的家庭，另外30%流向城市中心区的购房需求。

　　国会并不是凭一己之力构想出这些要求的。它找了推动改革社区组织协会这样的社区积极组织帮忙，为立法者拟定房利美和房地美的经济适用房目标。众议院银行委员会和它负责住房与社区发展的小组委员会都由得克萨斯州民主党人亨利-B.冈萨雷斯领导，他邀请了房利美的新盟友—推动改革社区组织协会，在修订有关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新法时帮助立法者明确目标。

　　要实现这些目标，两家公司就要在从银行手里购买贷款的时候，按照自己的意愿放宽承销标准。安全和健全本来是这次立法的初衷，结果却让位于政治驱动下的住房目标。

本文摘自《鲁莽濒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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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莽濒危(野心贪婪与私欲如何引致经济末日)》是《纽约时报》畅销书，作者财经记者格莱金-摩根森和从事金融顾问工作的约书亚-罗斯纳，以调查而得的第一手资料为理据，以2008年开始的这场史无前例的金融危机为描写对象，以房利美公司作为一个叙述主体，将引致这场惨烈败局的零星因素串联起来，对整个金融危机的变化过程做了全面的梳理，揭示出导致经济危机的潜在根源。本书还有两个特别突出的特点：一是大胆地逐步指出了那些因为鲁莽行事加剧经济危机的管理者们的失误；二是透彻地将此前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关键事件联系起来，全方位探析导致经济危机的各种因素的内在联系。可以说在《鲁莽濒危》这本书里，格莱金-摩根森揭示了本应保护国家免受金融系统危害的监管者们，如何在实际操作中与被监管者们沆瀣一气，并最终摧毁了整个美国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