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能过剩的祸根

　　国际金融机构和各国政府采取的迅速行动阻止了全球经济危机扩散并减轻了危机带来的影响。尽管政策短期效应帮助世界经济避免了大萧条,但是并没有解决系统性风险增高、资产价值下降、信贷收紧等潜在问题，这些问题已经沉重打击了企业和消费者信心,更加剧了全球经济放缓。中央银行向银行与初级交易商提供流动性并不总是非常有效,因为伴随着房地产、建筑业以及更广泛的制造业部门的产能过剩，发达国家的商业环境中充满了对资本、资产质量和信用风险的顾虑。即使在流动性充足的情况下，这些顾虑也制约了众多中介机构扩大信用额度的意愿。其结果是全球复苏力量变得十分脆弱。此外，增长速度的预期不足以解决高失业率与产能过剩的问题。而经济下滑的风险日益增加,尤其是那些与潜在的汇率冲突相关的风险，以及随之而来的贸易保护主义的风险。

　　事实上，世界上已经出现了一个两轨的复苏,构成全球经济70%的高收入国家还在与高失业率、巨大的产能过剩、高企的政府债务、缓慢的经济增长以及动荡的金融市场作斗争。在我看来，全球危机确实由金融部门引发，但是全球经济持续性复苏的主要挑战仍在于实体部门。产能过剩对企业盈利、私人部门投资和家庭消费可能具有持久的负面影响，而且它最终可能导致传统货币政策失效,尤其是在富裕国家。

　　当产能未被充分利用时,由于缺乏有利的投资机会和就业保障而影响家庭消费，低利率可能无法刺激私人投资和消费。 同时产能过剩还会造成金融市场的恶性循环:资产价格(房地产)、私人投资和家庭消费可能持续疲软，从而产能过剩仍将持续下去。这一动态过程将会给资产价格和企业盈利造成更大的下滑压力,并增加不良贷款总量。此外，众多行业的工资仍持平或下降,这将进一步削减个人消费。家庭资产负债表恶化往往又增加了不确定性。在一些大国，投资者和消费者的观望态度造成产出的持续螺旋式下降：由于对就业保障存在顾虑和对未来缺乏信心而造成的消费减少使产能进一步过剩。

　　受危机重创的发达国家需要对其劳动力市场、社会福利体系和金融机构进行结构性改革，以重获竞争力和经济增长的动力。当一国产能过剩巨大、失业率居高不下时，结构性改革一般不被看好，而且在政治上也不可行。此时的出路不是采用传统的货币与财政政策，而是由发达国家进行大规模的、协调推动全球生产率上升的、打破瓶颈的基础设施项目，以产生的足够需求以吸收过剩的产能，并为结构性改革创造空间。2009年2月，我在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演讲时称之为“超越凯恩斯主义”。 如果没有这样的基础设施建设,发达国家的疲弱经济增长——被称为“新常态”——将会持续下去。当面临产能过剩的时候,“廉价资金”将不会刺激私人需求。 相反,廉价信贷将会鼓励投机性、逐利性的风险投资，使得一些资产价格激增,特别是在新兴市场通过套利交易和其他短期资本流动的形式。鉴于许多国家实体经济的低盈利能力,这种价格上涨可能不会一直持续。如果不断上升的债务挑战能够得到解决，那么财政政策将会更有作为。 如果政府和私营企业的领导者能够甄别目前制约增长的关键领域并进行投资,那么当前的支出不仅会在短期内起到刺激需求和就业的效应，而且可能为经济持续、强劲增长的光明未来铺平道路。这将有助于克服由财政政策刺激未能提高生产率而产生的持续性债务问题。

　　全球危机爆发时,世界银行在行长鲍勃R26;佐利克的领导下,迅速形成了一个三足鼎立的危机应对方案来帮助其成员国：加强社会安全网以避免对易受影响国家的长期不利影响；支持中小企业以创造就业机会；以及投资于打破瓶颈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以作为反周期的干预措施。无论全球经济如何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保持经济的动态增长都是极其重要的。增长和就业是在当前维持社会稳定、减少贫困以及在未来实现它们发展愿望的关键所在。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够实现持续的增长,这也将有利于全球持续复苏。那么如何实现持续增长呢？全球危机为发展经济学界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反思各种经济学要义与政策。

本文摘自《繁荣的求索》

---

　　 发展中国家如何能够发展自己的经济？对这一问题的大多数回答都聚焦于富裕国家应该对贫困国家提供哪些帮助。在本书中，作者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了发展中国家能够为自己的经济发展做出哪些努力上。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各国都在探索并尝试促进经济增长的各种方法。这些方案通常是来自于想象而非实践，实际上也是有的成功，有的失败。作者通过借鉴历史和实践经验，结合经济学分析，为我们深入解析了那些成功发展自己经济的国家具体实施了哪些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