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微观到宏观：GDP走过的路（2）
其中一派是自由放任主义经济。其支持者认为，不受监管的市场是一双“看不见的手”，能够带来最佳的经济效益。自由放任主义者认为，政府只需提供军事、警方保护和司法机关等基本服务；除此之外，政府应该尽量减少干涉。在他们看来，政府的政策干预只会阻碍经济的进步。
另外一派是混合经济。其支持者认为，政府应当起到积极的作用：提供服务，监督并规范市场，防止垄断，管理经济政策。他们认为，政府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促进经济的发展。在大萧条时期，这种观点打败了自由放任主义，成为了当时的主流，这种优势地位一直持续了半个世纪。经济学家们提出了GNP以及其他宏观经济指标，以方便联邦政府制定全美范围的经济政策。
在库兹涅茨提出GNP这个概念7年之后，发生了“珍珠港”事件，这促使美国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由于事出突然，经济重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促进生产、满足战争所需”成为了美国的首要目标。多亏了西蒙-库兹涅茨，使美国拥有了当时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工具，使其完全能够适应如此巨大的经济转变。政府很快收集了全国生产铝、钢铁、电力、橡胶、铜、发动机、汽车及其他商品的具体数据，以此来制订计划，分配资源，建造船只、飞机、炸弹、坦克、轮胎和枪支。美国积极地调动了私人和公共投资，生产规模超过了当时（1941年12月）难以想象的水平。这些独特的宏观经济指标和生产数据不仅帮助美国渡过了大萧条时期，而且还帮助美国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发展GNP是创建20世纪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之一就是它能够为人们带来更好的生活。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一项巨大的成就。现在，几乎所有国家都使用GNP来表示经济产出，库兹涅茨确实可以为之自豪。然而，创造者往往都比使用者更加了解自己的发明物，库兹涅茨也知道GNP的局限性，他提出“我们不能用GNP来推断一个国家的福利状况”，以此来警告大家不能过分依赖和使用GNP。
但是，库兹涅茨已经成为了历史。
不过，GNP可没有淹没在历史中。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首要经济目标不是恢复就业，而是提高GNP，总统、国会、媒体、经济学家以及普通百姓都把GNP视为国王。尽管库兹涅茨曾经警告大家不要过分依赖GNP，但政府还是用GNP（如今用的是GDP）来衡量美国的经济和福利。而且，此后的每任总统都把提高GNP放在首要位置，从而制定相关的经济政策。
如果我们盲目追求GDP的增长……
当然也有人提出异议，很多学者、经济学家、环保人士都呼应了库兹涅茨的警告。但是大多数时候，我们的领导人完全忽视了他们的意见。只有一个例外。1968年3月18日，约翰-肯尼迪总统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走上了堪萨斯大学的讲台，当时他正在竞选总统。他的演讲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具有借鉴意义，值得我们详细地引用。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放弃追求个人品质和公众价值，只是一味地积累物质财富。目前一年的GNP已超过8000亿美元；然而随之而来的还有空气污染和香烟广告，以及清理高速公路车祸的救护费用。随着GNP的提高，我们不得不安装防盗锁，建造监狱关押犯人。在GNP提高的过程中，珍贵的红木和自然景观遭到了破坏；随之而来的还有凝固汽油弹和核弹头、用来镇压城市暴乱的警用装甲车。社会还出现了查尔斯-惠特曼和理查德-斯拜克那样残忍的凶手。为了向我们的孩子销售玩具，电视节目频频美化暴力。GNP并没有考虑到孩子们的健康，以及他们的教育质量或他们玩耍的乐趣；它也不包含诗歌之美和婚姻的力量、公共争论的智慧以及公共官员的正直。它既不衡量我们的敏锐，也不衡量我们的勇气；既不衡量我们的智慧，也不衡量我们的学识；既不衡量我们的怜悯之情，也不衡量我们对国家的忠诚。简言之，除了那些使生活富有意义的事物以外，它衡量一切。此外，它能告诉我们有关美国的一切，却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因为自己是美国人而感到骄傲。
10周以后，就在罗伯特-肯尼迪刚刚赢得民主党加利福尼亚州预选的胜利之后，他遭到了暗杀。在接下来的40年里，没有一个政治领导人敢于谈及肯尼迪曾经提到的话题。他的思想十分有远见，远远超过他的时代；他对GNP的看法一针见血——它们只把能够造成我们生活困扰的东西计算在内，却把生活中美好的事物都排除在外。
为什么物质产品越来越丰富，人们却仍不快乐？为什么不论城市还是乡村，人们的压力都越来越大？为什么我们追求共同富裕，而贫富差距却日甚一日？为什么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幸福指数却不断下降……
约翰-格拉夫和戴维-巴特克在本书中引导读者思考经济学的一个关键问题，即经济到底为了什么？继而给出了一个适合所有经济制度的简单目标：为最大多数人提供最大、最长久的幸福。同时，他们驳斥了人们对GDP的盲目崇拜，然后循序渐进地从专业角度阐述了生活品质、安全感、社会公正、幸福、时间和经济发展等问题，即如何让经济增长促成整个社会的全面进步，在医疗保健、退休保障、经济收入、教育水平、幸福指数、可持续发展等方面作出改善，从而创建一个更加幸福、健康、公平且更具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另外一派是混合经济。其支持者认为，政府应当起到积极的作用：提供服务，监督并规范市场，防止垄断，管理经济政策。他们认为，政府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促进经济的发展。在大萧条时期，这种观点打败了自由放任主义，成为了当时的主流，这种优势地位一直持续了半个世纪。经济学家们提出了GNP以及其他宏观经济指标，以方便联邦政府制定全美范围的经济政策。
在库兹涅茨提出GNP这个概念7年之后，发生了“珍珠港”事件，这促使美国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由于事出突然，经济重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促进生产、满足战争所需”成为了美国的首要目标。多亏了西蒙-库兹涅茨，使美国拥有了当时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工具，使其完全能够适应如此巨大的经济转变。政府很快收集了全国生产铝、钢铁、电力、橡胶、铜、发动机、汽车及其他商品的具体数据，以此来制订计划，分配资源，建造船只、飞机、炸弹、坦克、轮胎和枪支。美国积极地调动了私人和公共投资，生产规模超过了当时（1941年12月）难以想象的水平。这些独特的宏观经济指标和生产数据不仅帮助美国渡过了大萧条时期，而且还帮助美国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发展GNP是创建20世纪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之一就是它能够为人们带来更好的生活。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一项巨大的成就。现在，几乎所有国家都使用GNP来表示经济产出，库兹涅茨确实可以为之自豪。然而，创造者往往都比使用者更加了解自己的发明物，库兹涅茨也知道GNP的局限性，他提出“我们不能用GNP来推断一个国家的福利状况”，以此来警告大家不能过分依赖和使用GNP。
但是，库兹涅茨已经成为了历史。
不过，GNP可没有淹没在历史中。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首要经济目标不是恢复就业，而是提高GNP，总统、国会、媒体、经济学家以及普通百姓都把GNP视为国王。尽管库兹涅茨曾经警告大家不要过分依赖GNP，但政府还是用GNP（如今用的是GDP）来衡量美国的经济和福利。而且，此后的每任总统都把提高GNP放在首要位置，从而制定相关的经济政策。
如果我们盲目追求GDP的增长……
当然也有人提出异议，很多学者、经济学家、环保人士都呼应了库兹涅茨的警告。但是大多数时候，我们的领导人完全忽视了他们的意见。只有一个例外。1968年3月18日，约翰-肯尼迪总统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走上了堪萨斯大学的讲台，当时他正在竞选总统。他的演讲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具有借鉴意义，值得我们详细地引用。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放弃追求个人品质和公众价值，只是一味地积累物质财富。目前一年的GNP已超过8000亿美元；然而随之而来的还有空气污染和香烟广告，以及清理高速公路车祸的救护费用。随着GNP的提高，我们不得不安装防盗锁，建造监狱关押犯人。在GNP提高的过程中，珍贵的红木和自然景观遭到了破坏；随之而来的还有凝固汽油弹和核弹头、用来镇压城市暴乱的警用装甲车。社会还出现了查尔斯-惠特曼和理查德-斯拜克那样残忍的凶手。为了向我们的孩子销售玩具，电视节目频频美化暴力。GNP并没有考虑到孩子们的健康，以及他们的教育质量或他们玩耍的乐趣；它也不包含诗歌之美和婚姻的力量、公共争论的智慧以及公共官员的正直。它既不衡量我们的敏锐，也不衡量我们的勇气；既不衡量我们的智慧，也不衡量我们的学识；既不衡量我们的怜悯之情，也不衡量我们对国家的忠诚。简言之，除了那些使生活富有意义的事物以外，它衡量一切。此外，它能告诉我们有关美国的一切，却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因为自己是美国人而感到骄傲。
10周以后，就在罗伯特-肯尼迪刚刚赢得民主党加利福尼亚州预选的胜利之后，他遭到了暗杀。在接下来的40年里，没有一个政治领导人敢于谈及肯尼迪曾经提到的话题。他的思想十分有远见，远远超过他的时代；他对GNP的看法一针见血——它们只把能够造成我们生活困扰的东西计算在内，却把生活中美好的事物都排除在外。
本文摘自《经济到底为了什么》
为什么物质产品越来越丰富，人们却仍不快乐？为什么不论城市还是乡村，人们的压力都越来越大？为什么我们追求共同富裕，而贫富差距却日甚一日？为什么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幸福指数却不断下降……约翰-格拉夫和戴维-巴特克在本书中引导读者思考经济学的一个关键问题，即经济到底为了什么？继而给出了一个适合所有经济制度的简单目标：为最大多数人提供最大、最长久的幸福。同时，他们驳斥了人们对GDP的盲目崇拜，然后循序渐进地从专业角度阐述了生活品质、安全感、社会公正、幸福、时间和经济发展等问题，即如何让经济增长促成整个社会的全面进步，在医疗保健、退休保障、经济收入、教育水平、幸福指数、可持续发展等方面作出改善，从而创建一个更加幸福、健康、公平且更具可持续发展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