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班首日

　　上班第一天，我在9点之前就赶到了，为的是给新同事们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我的制服洗得干干净净，衬衫熨得平平整整。我不知道快10点才赶到的那三四个穿着短裤、凉鞋和汗衫的Google人是否真的注意到我的衣冠楚楚。事实证明，工程师们更愿意调整作息时间，他们会等着早上的交通高峰彻底过去之后才出门上班。车流压力缓解之后才上班，或者在别人睡觉之后才回家，效率确实更高。任何费力不讨好的事情，都会在成本效益分析面前自动认输。我很快就懂得，对于那些生来就是要把事情做得更好的人，效率具有极高的价值。

　　白天，Google的办公区感觉甚至比我那天傍晚面试时更加简朴。一个大房间里摆着十几张桌子，大大的木门安在金属架子上。这个大房间的周围散布着小办公室，每间里面至少有两台连着大屏幕显示器的工作站。很多显示器上的屏幕保护画面都是像下雨一样降落的绿色英文字母或日文符号，这些字符都按矩阵的形式排列。仅有的一个书架放在墙角，上面摆满了程序设计的图书。我觉得好像有一批零件组装工人随时都会进来，把焊枪和焊条放在工作台上，随后开始制作烤箱、机器狗，抑或是安全带的锁扣。一般而言，对这种情形的最好描述就是实用主义。

　　Google租了一座二层楼的第二层，最初只占用了一半区域。技术人员全都集中在那里，因为工程师是公司名副其实的核心。把他们放到一起，还会带来更大的好处，他们的思想创意可以更有效地相互碰撞，彼此激发。

　　我的新地盘位于这层楼的另一半，属于“附属区”。这片地方还是彻底的原生态：电缆从天花板上直接吊下来，混凝土地面上什么也没铺，广阔的空间只是用几个水泥柱子隔开。更奇怪的是，上一家租户留下的迪斯科灯光球就那么摆在那里。到我加入Google的时候，边上的几间办公室已经收拾好了，我和新来的艾丁-森库特被安排在一个房间，他负责企业发展工作。艾丁离不开他那个响个不停的手机，为了不让自己的吼叫打扰我，他总是体贴地走到外面打电话。给我配的笔记本电脑是新的，速度非常快。

　　我入职Google的时候，正赶上公司第一次大规模进人，因而除了我和艾丁，还有许多新面孔：公司厨师查利-艾尔斯、按摩师芭贝特-维拉塞诺尔和邦妮-道森、网站管理员卡伦-怀特，以及线下营销经理藤井莎莉。我们加入的是这样一个团队：40名工程师和操作人员早已各就各位，十几位商务人员组成另外的半壁江山。

　　公司没有一张组织架构图可以快速查对职位，也不存在区分职位相对重要性的明显界线。就连拉里和佩奇都是合用一个办公室，尽管面积略微大一点儿，但也是跟其他人一样的待遇。头衔全都平淡无奇。按照Google网站的说法，我和莎莉申请的都是“营销主管”，尽管这个职位实际并不存在。Google更愿意叫我们“经理”。我听了会耸耸肩，自豪感也跟着溜之大吉。

　　谢尔盖总是一以贯之地提醒我们：“头衔并不重要。我们采用层级更少的扁平结构，便于沟通交流，避免官僚主义，大家会把事情干得更好。”对于创业公司，我接受“大河有水小河满”的想法，决定不再对升职加薪这类传统的进步标准孜孜以求。过去20年来，我总是为着加薪和升职工作，工作本身已经终结。从我把毕业证锁进抽屉，首次推开求职大门的那一天起，我一直没有找到那种融解脱与焦虑为一体的感觉。

　　在上班之后的8个小时里，我把桌面收拾停当，各种办公用品摆放齐整。我作好了准备，但是不能确定准备干什么。

　　我对自己作了一番盘点。20年的营销经历教给我很多实践经验，从怎样弥合分歧、达成共识，到如何撰写有言外之意的备忘录等。我过去把这种经验看作宝贵财富，可是现在不得不开始怀疑，在Google的围墙之内，价值标准可能会迥然不同。我要开始硅谷创业公司里的生活了，但这里根本没有历时久远的规则。现在，站在美梦初醒的悬崖之巅，我问自己：“天哪，我都干了些什么呀？”

本文摘自《Google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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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gle的企业宗旨“不作恶”是如何来的？为什么拉里和谢尔盖有能力吸引硅谷中首屈一指的风险投资公司支持他们？浏览器工具栏竞争中，微软和Google掀起了秘密决战，最后胜败如何？当微软公司宣称“我们要么买下你们，要么就灭掉你们！”时，Google又是如何逃过一劫？
　　这是一部最详细、最全面、最真实地记录一家伟大的互联网公司发展历程的书。在这本书中，作者提到拉里R26;佩奇是个很强势的家伙，他火热的激情要帮助全世界不再浪费时间。拉里喜欢削减一切不必要的开销，不过在成本控制方面，不折不扣地把节俭才智发挥到极致的还是谢尔盖。在意大利米兰，他为了节省50美元，而不愿意选择乘坐出租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