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难题，吃到生鱼（1）

　　两天后，我接到Google的招聘负责人丽莎的电话。她问我愿不愿意跟公司管理团队中的另外几个成员谈谈。我说可以，于是去跟他们见面了。负责销售业务的临时副总裁斯科特-爱泼斯坦祝我好运。他之前曾建议公司投入几百万美元开展一项广告计划，而这项计划并没有被拉里和谢尔盖接受，之后他就面临着卷铺盖走人的命运。负责工程事务的副总裁乌尔斯-霍泽尔热情地跟我打招呼，他建议我不要像他身后那只正大声喝水的大狗Yoshka旁边的咀嚼玩具一样，躺在地板上一动不动。奥米德-柯德斯塔尼刚刚进入Google，负责产品销售与企业发展。我把美国在线贬得一无是处，尽管他以前就在那里工作，但是他丝毫没有介意。

　　聊过之后，辛迪把我带回到会议室，在那里等着见谢尔盖，我一点儿也不紧张。谢尔盖出生在俄罗斯，年龄大约正处在最爱穿T恤衫的那个阶段。我在俄罗斯生活过，还能说点儿俄语。我有一些俄罗斯朋友，很喜欢他们的黑色幽默和愤世嫉俗的观点，以及那种惯于讽刺的表达方式。我有种异乎寻常的自信，觉得这次面试会很不错。说不定谢尔盖正要找个导师呢？我想象着我们两个喝着产自西伯利亚的伏特加，共同为我们的成功和彼此的健康干杯。

　　谢尔盖出场了，一身曲棍球运动员的行头：运动短裤、T恤衫、旱冰鞋。显然，他刚做过剧烈运动。我以前就知道不打领带的妙处，但他又把非正式办公提到一个新高度。我坐回座位上，接着拍打皮球，感觉是那样放松，以至于不小心拔下了球上的气门芯，球里的空气嗤嗤地跑出了一大半，谢尔盖觉得很好玩。他仔细看过我的简历，然后开始向我提出尖锐的问题。“你做过最有效的促销是什么？”“你用什么方法衡量促销效果？”“你做的是哪种病毒式营销？”“你的课程加权平均分（GPA）是多少？”直到提出最后这个问题之前，我一直都是对答如流。现在我怔怔地看着他。

　　“我的GPA?”自从1981年拿到文凭以来，我还真的再没有想过课程加权平均分的事呢。由于我的母校允许我们自愿多选课程，而且成绩只有及格/不及格两个选项，我还真不敢确定自己的课程加权平均分是多少。我笑了，以为谢尔盖在跟我开玩笑。但是，等我到Google上班以后，人力资源部门的工作人员一直催着我提供大学成绩单和大学入学成绩（SAT）时，我这才知道，那是Google公司具有重要意义的经典做法。大学入学成绩是对智力能力的度量，大学课程加权平均成绩代表了发挥智力潜能的执行能力。单凭这两个成绩数据，就可以大致推断一名员工今后对Google公司贡献的大小。

　　谢尔盖希望把每一个决策简化成一个公式，这在后面几年让我遭受了相当多的挫折。尽管这迫使我规范约束自己的思考方式，但是也有悖于一个我深信不疑的道理：无论怎样用心推导，有些东西总是没有办法用算式来表达的。

　　“就我们这种规模的公司来说，你认为我们用于市场营销的花费该是多少？”谢尔盖问我。根据他前面提出的问题，很容易猜到他想听什么。

本文摘自《Google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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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gle的企业宗旨“不作恶”是如何来的？为什么拉里和谢尔盖有能力吸引硅谷中首屈一指的风险投资公司支持他们？浏览器工具栏竞争中，微软和Google掀起了秘密决战，最后胜败如何？当微软公司宣称“我们要么买下你们，要么就灭掉你们！”时，Google又是如何逃过一劫？
　　这是一部最详细、最全面、最真实地记录一家伟大的互联网公司发展历程的书。在这本书中，作者提到拉里R26;佩奇是个很强势的家伙，他火热的激情要帮助全世界不再浪费时间。拉里喜欢削减一切不必要的开销，不过在成本控制方面，不折不扣地把节俭才智发挥到极致的还是谢尔盖。在意大利米兰，他为了节省50美元，而不愿意选择乘坐出租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