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放回乡

　　有人把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困难年说成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大饥荒。造成“困难年”的历史原因，究竟是自然灾害的客观原因，还是有“大跃进”运动等人为因素？我们暂且不去研究。“困难年”间，袁勤生被下放到王庄。当时政府有一规定：凡1958年以后进厂的来自农村的工人，一律回到原藉。

　　袁勤生在王庄时，是王庄的市镇户口，算不算是“来自农村”呢？这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要看经办的人如何执行了。袁勤生在元丰厂虽算不上是个“官”，可他样样工作冲在前，总有得罪人的地方。特别是在“三反”整风运动中，他作为“三反”整风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也确实得罪了个别在贪腐边缘的干部。有话说，出头的椽子先遭烂，因而便无情地划入到“下放”的名册中。

　　由于袁勤生共青团工作做得出色，共青团虞山镇委员会和共青团常熟县委员会都竭力挽留这位得力的基层共青团干部。共青团虞山镇委员会的负责人还专程为“小袁书记”留城一事与有关部门据理力争。但回答是，袁勤生已列入“下放”名单并对外宣布，凡对外宣布的人员一律不能倒流。于是，袁勤生就这样拿了那张常熟县工业局颁发的《下放证书》怏怏离开了工作了两年多、并和工厂师傅结下深厚情谊的企业。

　　有趣的是，《下放证书》这样写道：“袁勤生同志：你响应党的号召，回到农业生产第一线，为国家分担困难，这是很光荣的。今后，只要是工业生产增添人员，可以凭证优先录用。”

　　这是国家纠正“大跃进”所带来的问题，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8字方针，而采取的必要措施。生不逢时的袁勤生，成了第一批“为国家分担困难”的职工。此时袁勤生心中相当复杂，父母盼他有出息离开小王庄，摆脱体力劳动，去外地闯荡一番大事业，他也觉得自己有能力干劲出一番事业。可他踏上常熟这座城市仅几个年头就被“驱赶”回乡，看来事业对他来说要成为一场梦了……他的心中充满了沮丧，随便如何也“光荣”不起来！

　　共青团常熟县委员会前所未有地给袁勤生做了一个“鉴定”，让袁勤生带给王庄公社的人事劳动部门。“鉴定书”是这样写的：“袁勤生在学校时是个优秀生，进厂后表现很好，特别是热情做共青团工作。这次回乡后，希望你们积极培养，在回乡知识青年中树立榜样。”

　　袁勤生将“鉴定书”送到王庄公社分管人事的一位官员面前时，却没有受到应有的礼遇。这位官员凝视他良久，冷冷地说：“在回乡知青中，像你这样的人太多了。你回到生产队后，要安心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话语中，这人对团县委的推荐是不屑的。本来，团县委的“鉴定书”还给袁勤生留下一丝在乡下找一份工作的希望，现在连这丝希望也彻底地破灭了，剩下的是一片惆怅……

　　这是袁勤生人生道路上一个重要转折点。人生多磨难呀！

　　也许话可以说回来，如果袁勤生不是回到王庄这块热土，就没有他的企业开明管理的实践，也没有他独到学识和理论。实践出真知，环境造就人，恐怕就是这个道理！可那是以后的事。眼下，他对自己的今后人生道路如何走？心中无底，眼前一片茫然……

　　

本文摘自《中国农民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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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以细腻的笔法，生动地描述了出生于江苏常熟的全国著名乡镇企业家袁勤生，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还处于刚刚起步，大家都在“摸着石头过河”时，以人未思先思，人未行先行的精神，冲破来自各个方面的阻力和干扰，大刀阔斧对当时触动企业神经的各项制度进行改革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