欺骗与道德

　　“利他主义”的对立面其实还不是利己主义，而是“损人利己”，即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别人的幸福与这些人的幸福“负相关”的情况。经济学最初只是假定人们是利己的，后来一方面有人论证出利己者也可以利他，另一方面有人则论证人们会“更坏”，不仅利己，而且一有机会还要坑蒙拐骗、损人利己，称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机会主义”。这应该说也是一种客观存在。天下“君子”再多都不成问题，有一个“小人”就能搅混一锅汤。所以，真正的问题还是在于怎么来防范“小人”。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年月，骗子似乎越来越多了。搭个野班子，刻上几个“筹备中心”的图章，上上下下全国各地能卷走几十万；把头梳得溜光，一副金丝眼镜，一只密码提包，操上几句“广普话”，做港商状，便能弄到上百万的订单货款，然后逃之夭夭。小“托”小骗拖欠赖账之类已多到报刊都不愿再作报道的地步；假冒伪劣之多，以至要成立“打假办公室”，还要来个“质量万里行”；甚至连政府机构内部都是“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无怪乎那么多人惊呼世风日下，有的甚至责怪搞市场经济搞得人们道德沦丧。

　　其实如果我们承认人非圣贤，承认总会有些人要利用各种可能的机会和制度上的漏洞，用各种可能的办法为自己谋取一份利益，就应该承认在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骗子”多了一些是十分自然、十分正常以至是十分可喜的现象。如果说“乱世出豪杰”的话，那我们可以说“改革出骗子”。原因并不复杂：改革是一种破旧立新的过程，旧的一套体制、规章以至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规范、行为准则正在解体、失去效力，而新的市场经济的规则与规范还没有完全形成，还不完善，人们还不知道怎样在新的体制下保护自己的利益、谨防坑蒙拐骗，经济生活当中就难免出现一些“制度真空”，可供“小人”们钻的空子也就会多起来。骗子多了，说明我们的改革正在深入进行，遍地铺开。骗子的个数衡量着改革的深度与广度。

　　信用、信誉、诚实、“保质保量”这些东西，不能仅当做一种“美德”来看，也得当做一种制度的“产品”来看待。经济学可以完全不承认、不依赖什么“为消费者负责”、“为他人着想”的美德，而只承认斤斤计较的利害得失。我们可以不去管古代的诚实与信用是怎么形成的，在现代商品经济中，信用不是因为其美好才被人们信奉，而只是因为它有用、有利，才被人们遵守。其基本逻辑无非是：你想骗我，我也想骗你；你想骗我时我便想方设法防你的骗，我想骗你时便要琢磨着如何让防骗的你防不着我的骗；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骗到最后大家一方面被骗得越来越聪明，另一方面也骗得累了，才发现其实谁都不是傻子，天生被骗而不会骗人；大家费了那么多心思你骗我我骗你还不如谁都不骗更省事、更合算、更经济一些（节省“交易成本”），于是大家偃旗息鼓，制定下一些共同防骗的规章制度以利于好好合作，人也显得诚实、讲信用、讲道德了起来。

　　事物发展的这一逻辑，一方面表明在新型的商业道德确立之前，总难免有一个骗子泛滥的过程，另一方面也说明，有利于大家诚实合作的制度，往往正是在大家你骗我、我骗你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有骗人的，就有人要防骗，那防骗的过程，其实正是制度的形成过程。比如“合同”或“契约”就是为了防骗而产生的。最初大家可能都是君子口头协议，后来有人事后不认账，才发现得有“合同”这样一种事前用文字写下的制度。怎么订合同，也是骗出来的学问，一笔买卖里可供钻的空子会有很多，一开始谁都不可能想得很全面，受了骗，吃一堑长一智，下次再订合同就会完善一些，于是乎合同的文本也就越来越长，条款越来越多，越来越细。光有合同还不行，还得保证执行，不执行合同的人要是不受惩罚，合同不过是一纸空文，于是先是有了私人间的“械斗”或“私设公堂”，然后有了“要债公司”（黑帮团伙有时也起这种作用），后来发现还是大家交点税，搞些社会的、公共的机构比较便宜，也容易较为公正，于是“攒”出了政府、法庭、警察之类的玩意儿，私人合同中的一些条款，也变成了大家共有的法律中的一些内容，免得每次都要重写一遍。仔细分析一下就不难发现，大大小小的制度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防骗而建立的。

　　我们的传统体制，是靠垂直的管理与监督来维持的，与之相适应的，大家都形成了对上负责、对上级诚实就是对人民诚实的道德准则。体制改革，引入市场机制后，经济主体多了，横向的经济往来多了，怎么向“别人”诚实的问题便突出了起来。旧的规则和旧的道德已不再适用，新的还有待建立，于是出现了骗子增多、“三角债”难清，“欠账的是爷爷，要账的是孙子”之类的事情。所以问题不在于“道德沦丧”，而在于如何在新条件下重建“防骗体系”。在这当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变，其首要职能要由原来的“发号施令”，转变为“保护产权”，法律的设置和执法机构的加强，也要与此相适应。市场经济搞起来了，政府的职能与之不相适应，出现“政府缺位”，其他一些东西就会来“补位”，像“要债公司”、“家族势力”、“黑帮团伙”之类也会趁火打劫。“保护产权”一事不由政府当做“公共物品”来加以提供，就会有人来当做“私人物品”来加以提供，同时就难免产生出许多副产品。我们已经有了政府机器，最好还是靠转变职能过渡到新体制，而不要再走一个漫长的重组过程。与此同时，各种民间的“防骗工事”，也需逐步建立、完善起来，像法律顾问、法律事务所、商业合同、“消费者协会”之类的机制，也起着防骗的重要作用。在我们的改革过程中，随着骗子的增多，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民间机构的建设也在进行。我之所以对骗子增多这件事持乐观态度，根本上还是因为相信防骗的新规则、新体制以及新型的商业道德，必将在大小骗局之中诞生。虽然有国外一些现成的规则可供参考借鉴，但有中国特色的骗子总得我们自己对付，所以新体制有赖于我们自己在与各色骗子的周旋中逐步形成、掌握和应用。我们谁都不是先知先觉，不受骗还不知防骗之重要，不受骗也就难以学会防骗，所以在一开始不可能把规则都搞得很完善、很精细，总要有一个过程。骗子一多，大家都引起重视，新规则才能普遍地形成；骗术越高明，规则才会定得越严密。你仔细观察一下，现在的骗子们其实骗术还很简单、原始，得手还太容易（体制的漏洞还太大、人们还太“傻”），所以从体制改革的全过程来说，我们还和骗子们一样，都只是处在“初级阶段”。

　　作为一个人，我相信人与人之间存在着许多美好的东西，有真切的爱心、善良的愿望、温暖的友情、诚实的信誉、“利他主义”，好人是多的，人间是暖的。但作为经济学家，我宁可把人先假定为是“恶的”、“丑的”，无时无刻不想骗人的。我想这可能反倒有利于经济制度的完善，经济问题的解决。天下的事不怕多往坏处想，只怕只往好处想，一相情愿地上当受骗。这种思维方式不是没有坏处，因为为防小人所设的制度，有时会约束到了君子头上，浪费了君子的时间，比如签合同之类的事就是如此。但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是为了保障君子的利益。没有有效的制度防小人，小人就会泛滥起来，直到最后不再有人去当君子。道德的沦丧，根本的原因不在于“教育”不够，而在于制度不灵。也正因如此，我宁可相信制度，而不相信“人性中的美德”。

本文摘自《经济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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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中，作者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以最浅显的经济学理论提供了对许多重要人生要素的解读，比如，我们应该怎样看待金钱与权力，怎样看待能力与性格。作者展示了如何用“需求与供给”的经济学理论分析竞争与创新，在诸事不可兼得的“边际条件”下，人们应该如何做出选择。作者以经济学中的“外部效应”解释了我们所处的“竞争性社会”的规律；从“收益与成本”理论出发，论证了人，特别是年轻人，应该怀有对“成就”的偏好，不能过于“闲在”。通过阅读本书，读者会领悟到，我们在人生中可能面临的种种选择，都可以得到经济学的分析和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