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的起源及错误的开端

　　我们今天用来描述公共生活的许多词语都包含“新”（neo-和new）或“后”（post-）这样的前缀，如新自由、新保守、新工党、后工业化、后现代、后民主等。看起来好像我们非常欢迎重大的制度变化，但又对我们即将进入的新时代充满不确定，所以使用“后”的概念表明我们已经把某些东西抛在脑后，使用“新”的概念隐晦地表明我们进行革新与创新的愿望。新自由主义就是其中一个通过添加前缀“新”（neo-）而产生的词语。为更好地理解这一概念，我们需要先了解自由主义的思想，然后再说明“自由主义”之前加上前缀“新”字的意义。

　　“自由主义”的含义就像政治家常用的术语一样难以捉摸。从目前来看，自由主义倾向于代表西方世界政治左派的思想。在欧洲，特别是在中东欧曾经实行国家社会主义的地方，那些主张公民自由和在经济生活中严格贯彻市场法则的党派通常奉行自由主义。主张公民自由的自由主义在政治上通常属于左派，主张在经济生活中严格贯彻市场法则的自由主义在政治上则属右派。美国的自由主义在政治上通常属于左派，因为它和欧洲的自由主义一样，致力于促进公民自由，反对宗教团体的政治影响。令人奇怪的是，美国的自由主义者信任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反对自由市场传统，这与自由主义一贯的历史含义相悖。

　　为理解这一情况的复杂性，我们必须回到17和18世纪。那时君主、贵族、教皇和主教认为人们除了拥有被他们赋予的、可以撤销的权利外，再无别的权利，这导致被压迫力量的强烈反对。反对力量首先在欧洲，随后在北美洲得到蓬勃发展，并逐渐把双方之间的冲突上升到思想意识领域，目标在于获得思想自由。在君主制国家，贵族与教会通过授予贸易垄断权攫取了巨额的商业和工业财富，引起商人的不满。商人渴望开放市场，脱离贵族和宗教力量的控制，因此他们加入这场争取自由的运动，他们使用的口号是：自由是人类生而具有的、独立的、不可分离的权利，任何人都无权授予或取消这种权利。实际上，由于在当时很难指望短时间内就能取消教会、国家和贵族地主手中的权力，所以人们对自由的追求常常体现为以下各种要求：减少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政教分离；减少道德标准对家庭的束缚，特别是对个人生活方式的束缚。通过上述各种主张，社会生活出现一定的分工，权力的使用范围受到一定的限制，个人自由得到一定的实现。

　　从保守人士的视角来看，这一过程导致人们道德沦丧（没有共同的道德观）、社会分裂而混乱。截至19世纪末，资产阶级已经拥有财产所有权，以及工厂和其他作为经济活动基础的自由权利，包括雇用劳动力的权利。资产阶级所拥有的这些权利使他们开始登上权力舞台，成为社会的主宰。工人和其他人的生活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雇主的控制，但他们已开始要求摆脱这种控制。他们期待逐步走向民主的国家能够赋予他们抗衡雇主的力量。社会批评家开始把批评意见转向商业价值观和金钱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越来越多的控制。自由的传统就这样分裂成两部分。

　　一部分是社会自由，重点是追求权利，包括工人阶级提升阶级地位、摆脱贫困的权利。在这个过程中，一些社会自由人士越来越爱求助于自由的宿敌——国家，这简直让人难以理解。另一部分是经济自由，重点是产权自由和市场交易自由。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士越来越多地发现，他们与守旧的保守派敌人——旧制度的保护者——站到了一起，想要保卫当权者和各种产权不受攻击，特别是不受民主的攻击。经济和政治分离是自由和市场有效运行的关键，但毫无财产的工人阶级主导的民主国家却对此构成了重大威胁。使问题更为复杂的是，由于资本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发展，功利主义的价值观替代了道德标准，社会自由人士、社会主义分子和保守分子等等各种流派的自由主义，或以思想流派的形式，或以政治党派的形式，分道扬镳，为不同的目标努力。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最初使自由主义与国家相互冲突的社会环境已经完全改变了。20世纪20年代，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彻底破产，整个世界陷入严重衰退。到20世纪30年代，三种不同的经济生活组织形式看起来比自由市场具有更高的效率和更大的发展空间，它们分别是：苏联模式、德国和意大利模式，以及美国、法国和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等整合政府需求管理和福利国家政策而产生的经济生活组织模式。尽管上述三种经济生活组织模式各不相同，但它们都利用了政府的力量，这是古典自由主义没有想到的。“二战”后法西斯主义垮台，苏联运用专制力量统治着半个欧洲。在当时看来，苏联的专制统治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经济效率。很快地，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与苏联结成了短暂的、不稳定的政治联盟。美国、法国、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等西方民主国家实行高度多样化?经济干预和社会干预，这种形式在西欧、北美、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国得到了几乎所有政治党派和学者们的支持。似乎最初那种通过自由市场调节经济，政府尽可能少地进行干预的自由主义思想已经消亡。但事实上，自由主义思想在社会领域依然存在，主要诉诸不受国家干预的财产所有权和控制权之外的其他权利和对自由的追求。

　　稍后我们将会更加详细地描述政府干预的种种形式，但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先看看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接下来的发展。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在西方从未消失。不受威胁的产权、较少程度的政府干预和减税等观点在极其富有的人们中间仍然很受欢迎，这些人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总能找到学者为其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摇旗呐喊。特别是当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人们生活困苦、缺乏自由的真相被公开的时候，人们再次想起政府力量带来的危险。这在美国尤其明显，因为英国的统治给美国人留下了专制统治的阴影，加上美国独立后政治腐败极为猖獗，使美国人对政府力量产生了普遍的怀疑。美国产生了一种新的政治党派，把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一切政府行为都视为共产主义，并要求采取强硬手段在公共领域把所有与共产主义有关的人员都驱逐出去。20世纪50年代，美国参议员尤金·麦卡锡代表国家利益发起轰轰烈烈的反共运动，人们对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所采取的保护行动变得极端偏执。结果，在美国，“自由”一词丧失了原意，意味着对福利国家和政府其他干预经济行为的支持。

　　真正代表“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回击在二战结束前就开始了。在那时，一群德国和奥地利的学者不断思考阿道夫·希特勒彻底倒台后德国应该如何建立新的经济秩序，使具有创新精神的资产阶级得到复苏。这群学者认为，资产阶级的创新精神正在遭到国家干预政策的破坏。他们否认所有政府行为都不可取的观点，认为政府可以起到保护市场经济的作用。他们认为市场上存在多个厂商，相互之间展开竞争，对市场的有效运行、消费者选择和维持资产阶级的创新精神至关重要。他们既不希望资本家遭到清算，成为反对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又不希望资本家掌控的企业发展过大，成为支持希特勒那样的“巨型企业”。他们只是担心竞争的结果通常导致消除竞争本身，因为大型企业在竞争中更容易获胜，夺走小型企业的一切，导致小企业的失败。美国的反垄断法运用法律（也就是政府力量）来限制单个企业在特定市场的份额，从而达到既保护竞争，又不至于出现不良后果的目的，这一做法在德国的学者中深受欢迎。德国学者并不主张不受限制的市场，而主张由法律来保护竞争秩序和实现经济自由。这种思想在战后联邦德国的决策过程中有诸多体现，被称为“社会市场”（social market）。提出这一概念最初的部分目的在于抨击自由主义关于政府干预的政治主张，结果到了20世纪80年代，逐渐被人用来表示政府干预的经济思想。

　　这些新的经济思想认为国家——更确切地说是法律——对保证市场力量的有效运行起着独一无二的作用。这种思想很快传播到美国，被冠以“新自由主义”的名称。之所以这样称呼它，是因为自由主义现在已经失去其本义，不适合代表这种思想。新自由主义具有多种流派和思想主张，但只要我们坚持在解决社会问题和实现人类目标时倡导市场优先于政府，我们就抓住了新自由主义的本质。

　　我们现在必须考察自由主义如何在思想领域和讲究实用的政治领域实现了上述回归。这需要考察二战后的几十年里，在西方各国的社会和经济政策领域，有哪些其他的思想得到了发展。

本文摘自《新自由主义不死之谜》

　　经济自由主义，主张私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政府应该最低限度地干预经济和减税等，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种理念不断受到挑战，便形成了新的经济思想：政府，更确切地说是法律，对保证市场力量的有效运行起着独一无二的作用。然而，新自由主义始终坚信：在解决社会问题和实现人类目标时，市场优先于政府。2008年金融危机对这一思想再次提出了挑战，人们在质疑新自由主义时，政府却加大了对无良银行的扶持力度，为什么？如何在政府、企业和市场三者间寻求良性的关系，作者建议引进第四种力量——公民社会。本书面对非专业读者，解答那些困扰我们的问题：为什么金融危机期间银行要跑去找政府索求巨额的资金？为什么政府要接受它们的要求？我们怎样才能摆脱这显见的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