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累托无效：穷人呼吸了太多清洁的空气

　　发达国家的环保主义者和发达国家的工人均深切关注第三世界的污染情况。环保主义者们担心第三世界承担不了对污染的工厂说不；工人们担心由于第三世界宽松的环境法规，工厂将会迁移到那里，工作机会随之而去。劳伦斯·萨默斯，我们在前面提到过他，后来最终担任过克林顿总统的商务部长、奥巴马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他在1991-1993年间是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在1991年一份如今臭名昭著的内部备忘录中他写道：“我认为将大量的有毒废物倾倒在这个最低工资的国家，其背后的经济逻辑是无可挑剔的，对此我们应该勇敢地面对。”
　　这份备忘录曝光后，萨默斯声称备忘录是在说反话。但很明显，他并没有说备忘录的陈述是错的。用帕累托效率作为标尺，其经济逻辑恰如萨默斯所言。第三世界的人们呼吸洁净的空气是帕累托无效的，因为如果他们必须付钱购买，他们是买不起的。
　　当拉里·萨默斯为在第三世界倾倒有毒废物提供有力的经济理由时，该备忘录是对环保主义者和工会的要求作出的回应。他们要求第三世界应该采用与发达国家相同的环境标准。这些空想的社会改良主义者所不理解的是，迫使第三世界采用与发达国家相同环境法规的东西，将会是帕累托无效的。比如，假设通过污染控制技术挽救一条人命的成本为400万美元。如果发达国家人命的价值为500万美元，那么400万美元就应该花，生命应该挽救。但如果第三世界中人命的价值仅为100万美元，则挽救生命就是帕累托无效的，因为第三世界的居民由于这条人命的死亡和花费比如200万美元的钱而使状况改善了。
　　那些不同意帕累托效率的逻辑的人这么做，就是置他们自己于风险之中。1992年，巴西环境部部长何塞·卢岑贝格尔就美国人赞同污染的言论写信给萨默斯：“您的推理是完全逻辑性的，但也是十足疯狂的……你的想法在难以置信的异化、简化论思维、社会的冷酷无情及许多传统‘经济学家’对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性质傲慢无知方面提供了一个具体的例证。倘若世界银行仍让你待在副行长的职位上，它将信誉扫地。在我看来事实会证实我经常说的话……所能发生的最棒的事，就是世界银行彻底消失。”10卢岑贝格尔写完这封信之后不久就丢了饭碗。
　　　　　　　功利主义观点
　　环境保护经常被认为是一项只有富人才承受得起的奢侈政策；这也是萨默斯言论背后的假设。但事实上，当由中央政府制定和执行的时候，环境保护是一项再分配政策，而这是必需的，不是因为某一特定的发达国家富裕，而是因为该国的某些群体贫穷。若这些群体必须在污染工厂和清洁环境这两者中选择一个的话，他们将会选择前者。然而，当环境标准由中央政府制定和执行的时候，工人就不能以牺牲自己的健康来讨价还价了。因此，当环境保护统一强制执行的时候，它对最贫穷的群体具有最大的有益的影响。
　　环境保护将从工厂主——他们将被迫投资于洁净的技术，从消费者——他们将最终为更高的价格买单——的口袋里掏出钱来，以更洁净环境的形式把钱转移给贫穷的群体。如果得自洁净环境的效用增加超过源自较少的利润和较高的消费价格而导致的效用损失，那么环境保护就是功利主义有效的。
　　为逃避本国的环境保护而把工厂迁移到外国去的工厂主，最终使得这种环境保护名存实亡，形同虚设。随着越来越多的工人失业，公众对环境保护的支持将逐渐减少。除非所有的群体，不论是本国的还是国际的，都受其制约，否则环境保护将不可能起作用。萨默斯提倡在第三世界采用低环境标准，实则是世界各地低环境标准的一个处方。
　　如果穷国被迫执行与发达国家相同的环境标准，或者如果发达国家开始禁止在此类标准下生产的产品，一些工厂将会回流到发达国家。但是针对环境恶化，穷国中的穷人需要受到与富国中的穷人一样的保护。而且，如果为应对工作岗位的流失，发达国家最终放宽本国的环境标准，世界各地的工人将会看到环境质量恶化，而任何地方都得不到工作岗位方面的任何好处。

本文摘自《我们的生活为何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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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生活为何艰难(普通人的经济学)》深入浅出地梳理了经济学的发展脉络，叙述了古典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经济学鼻祖和先驱)提出的经济学理论，这些理论曾指导人们掌握经济规律，发展生产力，为人类获得更美好的生活作出了巨大贡献。
　　本书还指出了以维弗雷多·帕累托和约翰·克拉克等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在何时以及如何背离了原来的经济学传统，他们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通过别有用心地把经济学大厦的基石——效率定义(早期版本的定义是很关注收入分配的)——蓄意加以改变，使那个早期定义失去权威性。从而釜底抽薪地将古典经济学理论指明的方向一举扭转，把经济学变成了为统治者服务的“伪科学”，从而导致世上出现小部分人“朱门酒肉臭”、大部分人“路有冻死骨”的贫富悬殊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