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金控制是为了富人吗？

　　关于租金控制属于帕累托无效的观点并不是那种得到媒体关注的观点。真正产生共鸣的，是认为租金控制型房屋会落到富有租户手上的断言。女演员米娅·法罗成为所有对租金控制有所误解的人的眼中钉，因为她，一位富有的女明星，居住在一所能够鸟瞰中央公园的租金控制型房子里，斯托赛尔当然不会放过她了。那么，租金控制型房屋真的会落到富人手上吗？

　　尽管有斯托赛尔的奇谈怪论，但证据显示，一般来说事情并非如此。纽约的出租人总体上较穷，而居住在租金控制型房屋里的租户甚至更穷。租住在租金控制型房屋的家庭的收入中值，在2004年为3.2万美元。另一方面，市场租金型房屋的出租家庭的收入中值，为42 000美元，几乎比前者高1/3。

　　把米娅·法罗树立为一名女性典型来反对租金控制，这颇让人产生兴趣，因为她原本可能是站在另一边的女性典型。1994年，纽约的租金控制法作出变更，所有租金超过2 000美元/月的房屋，都不再受到租金控制的限制，假如他们的租户年收入超过25万美元的话（1997年，该法再次作出变更：一套房屋，若其租金高于2 000美元/月，且租户的年收入超过1.75万美元，则其租金取消管制——即，其租金将随行就市；而且，任何房屋，若因租金高于2 000美元/月而无人承租，则自动取消租金控制）。难道法罗不过是因为支付了市场租金，从而能够待在其所居住的房屋里吗？她离纽约市而去，一去不返。为什么？最有可能是因为她住不起所住的房子。法罗有14个孩子，其中几个是收养的残疾儿（瞎子、心脏病者、脑瘫者、瘫痪病者）。因此，连她都付不起曼哈顿区的市场租金就不足为奇了。

　　法罗离去了，现在另一户家庭占据了那所房子。那户人家难道也有14个孩子，且那些孩子也有法罗的孩子那么多的特殊要求吗？有关取代了法罗一家的那户家庭，没有一家报纸刊登过这方面的故事。因为那户人家为房屋支付的是市场租金，这就肯定证明了，这户人家比法罗一家更应享有那套房子。当一项政策使穷人受益，则每一个人都将是功利主义者，算计着受益人是否是应当受益。然而，当富人吞噬了社会各种资源的时候，就根本不会有人作这样的算计了。

　　尽管有米娅·法罗的例子，仍可能有人认为，有资格租住租金控制型房屋的，应该局限于低收入家庭。因为只让穷人受益的政府项目经常中途夭折，这种观点并非像它乍看起来那么清楚明了。但是，将政策建立在奇闻轶事而非硬邦邦的数据基础之上，其危害是一目了然的。

本文摘自《我们的生活为何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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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生活为何艰难(普通人的经济学)》深入浅出地梳理了经济学的发展脉络，叙述了古典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经济学鼻祖和先驱)提出的经济学理论，这些理论曾指导人们掌握经济规律，发展生产力，为人类获得更美好的生活作出了巨大贡献。
　　本书还指出了以维弗雷多·帕累托和约翰·克拉克等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在何时以及如何背离了原来的经济学传统，他们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通过别有用心地把经济学大厦的基石——效率定义(早期版本的定义是很关注收入分配的)——蓄意加以改变，使那个早期定义失去权威性。从而釜底抽薪地将古典经济学理论指明的方向一举扭转，把经济学变成了为统治者服务的“伪科学”，从而导致世上出现小部分人“朱门酒肉臭”、大部分人“路有冻死骨”的贫富悬殊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