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对产品再分配最终可能是帕累托有效的

　　经济学家之所以反对产品的再分配，是因为把穷人原本买不起的产品给穷人是帕累托无效的。考虑到穷人从产品再分配中获得的效用，这个反驳软弱无力，不堪一击。然而，事实证明，所谓没有帕累托效率的主张本身在许多情况下是错误的。

　　声称产品再分配没有帕累托效率，这是建立在如下假设基础之上的：富人对这些产品的心理价位比穷人更高。这个假设在回答下列一类问题时是不错的：富人和穷人都想要租到相同的房子。那么谁会租到房子呢？当然是富人。但回答下面这一类问题时，就是一个糟糕的假设了：穷人居住在富人所垂涎的租金控制型房子里，且转租是合法的。那么，穷人会把房子转租给富人吗？答案是不一定。居住在此类房子里的穷人的心理价位可能高于未居住在其中的富人的心理价位。

　　研究人员发现，当消费者得到一个机会，有出售他们不打算出售的物品的可能时，他们所要求的售价平均7倍于若他们到市场上去购买时他们自己同意支付的价格。一个人对自己未拥有的某一物品所愿意支付的价格被称为意愿支付价格，简称WTP。同样，若他拥有某一物品，这个人出售它时所要求的价格被称为意愿接受价格，简称WTA。

　　度量WTP和WTA之差几乎是不可能的。在任意特定时刻，消费者要么购买要么出售某一物品，而不可能在同一时刻既购买又出售该物品。当他购买某物品时，其行为会透露出某些有关其WTP的信息（高于或等于他支付的价格），而当他出售某物品时，其行为会透露出某些有关他的WTA的信息（低于或等于他的要价），但这两个值是不可能同时观察到的。估计这些值的经济学家因而依靠人为的实验，实验结果显示，WTA对WTP之比的变动范围非常大，从1∶1到1∶113。1但大部分实验结果落在此范围的下端，这就是为什么平均比值为1∶7。食品、医疗保健和住房的WTA与WTP之比很可能高于大多数其他商品，但不存在任何关于这些特定商品的度量。

　　我们现在回到那个租金控制的例子。在这个例子中，家庭G对一套房屋的心理价位为1 500美元/月，而家庭A对同一套房屋的心理价位为6 000美元/月。假设法定租金不得超过500美元/月，家庭G租住在那套房屋里。同时假设为了租下家庭G的房子，家庭A向家庭G报出其所能报出的最高价，即6 000美元/月。家庭G会接受吗？不一定。首先，因为对于这套房子，家庭G只支付500美元/月，而非1 500美元/月，家庭G已经有了一个1 000美元/月的消费者盈余。此外，房屋位置理想，且家庭G在此居住已有时日，和邻居们都很熟悉。鉴于租金较低，所以尽管有家庭A的出价，家庭G也可能选择一动不如一静，住在原来的房子里。这并不意味着，不论出价多高，家庭G都不会动心。但这的确意味着，一旦租住在这所房子里，家庭G对房子的心理价位高于家族A的心理价位。因此，租金控制可能会产生一个帕累托有效的配置，即使结果是，最终拥有一套房子的是最贫穷的家庭。即便按照该经济学家自己的标准，他对租金控制的反对也不一定有正当理由。

　　但假如自由市场和租金控制均产生帕累托有效的配置，那么政府应当如何在它们之间作出选择呢？再一次，帕累托效率还是不能为制定公共政策提供一种工具。

本文摘自《我们的生活为何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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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生活为何艰难(普通人的经济学)》深入浅出地梳理了经济学的发展脉络，叙述了古典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经济学鼻祖和先驱)提出的经济学理论，这些理论曾指导人们掌握经济规律，发展生产力，为人类获得更美好的生活作出了巨大贡献。
　　本书还指出了以维弗雷多·帕累托和约翰·克拉克等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在何时以及如何背离了原来的经济学传统，他们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通过别有用心地把经济学大厦的基石——效率定义(早期版本的定义是很关注收入分配的)——蓄意加以改变，使那个早期定义失去权威性。从而釜底抽薪地将古典经济学理论指明的方向一举扭转，把经济学变成了为统治者服务的“伪科学”，从而导致世上出现小部分人“朱门酒肉臭”、大部分人“路有冻死骨”的贫富悬殊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