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合理的补偿”？

　　美国最高法院2005年关于“凯洛诉新伦敦城”一案①的裁决震惊了许多美国人。大法官桑德拉·戴伊·奥康纳和克拉伦斯·托马斯分别对本案提出了不同意见，他们依据的是功利主义效率，尽管他们没有使用这个术语。

　　导致本案件的诸般事件缘于制药巨头辉瑞公司的高管们作出的决定，他们想在康涅狄格州的新伦敦城设立一所研究机构。为了履行据报道是辉瑞公司入驻条件的事宜，新伦敦城开始清空拥有115户居民的贝瑟尔堡海滨社区。3虽然其中的106户房主同意按市政府的出价出售他们的住宅，但另外9户拒绝了。于是，市政府设法运用土地征用权，来迫使这9户居民腾空他们的房子，并给他们支付“合理的补偿”。然而，在收到驱逐告示时，这些居民没有带上金钱细软离开，而是将案子上诉到最高法院。

　　那两位持异议的大法官均对“合理补偿”的数额提出了意见，且新闻分析将他们的意见描述成大同小异。托马斯甚至附议了奥康纳的裁决。但事实上，两份裁决反映了大不相同的、几乎完全相反的意见。

　　托马斯不认为这些居民能够得到合理的补偿，他解释说，“所谓的‘城区改造’计划对他们征用的房地产提供了某种补偿，但是这些土地之于这些流离失所的个人的主观价值，是任何赔偿都不能够弥补得了的”。托马斯显然夸大其词了，他甚至不能相信“不补偿都是可能的”。但是，当政府需要为某一项目腾出土地时，它往往选择去谴责穷人家庭，而非富有之家，因为政府相信“合理补偿”将会更低。托马斯找到了一个反驳这种逻辑的论证。他想要解释的是，为什么一处住宅对一户贫穷家庭的价值不低于一处住宅对一户富有家庭的价值，即使房屋本身的出售价格各不相同。托马斯声称一处住宅对其住户的价值无穷大，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因为无穷大对于穷人及对于富人是一样的。虽然一处住宅对于一个家庭的价值事实上不可能无穷大，但从穷人家庭和富人家庭两相比较来看，它仍可能具有相同的价值，甚或有更高的价值，如果这一价值不是以美元而是用效用衡量的话。其原因是，富有之家有更多的手段去适应其住宅的失去。因此，一个贫穷家庭的WTA可能高于一个富有家庭的WTA。因为他隐含地对穷人的效用与富人的效用作了比较，托马斯所用的检验是功利主义的。

　　奥康纳法官也提出了“合理补偿”的问题，她是就其中一名原告的情况提出的。那名原告名叫威廉米娜·德瑞，一直和她60岁的丈夫住在她1918年出生时的房子里。德瑞夫人的房子由他们的家族拥有一百多年了，德瑞的儿子就住在他们的隔壁。显然，把他们逐出所住房屋将给他们带来痛苦。一处房子对于住在其中的家庭而言具有额外的价值，远高于市场价格，奥康纳相信，向被剥夺房产的房主支付他们房屋的市场价值，是不足以补偿他们的损失的。奥康纳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按照她的论证作始终如一的推广，则只会支持如下的实践：更富有房主的房产被征用时要给予他们更大的补偿。奥康纳关心的是被征用物的价值，而托马斯关注的是人们对所属物被征用时的适应能力。

　　密歇根州对新伦敦城一案的裁决作出反应，通过了一项新的法律，它处理了奥康纳的而非托马斯的关注。法律要求对原住宅的“合理补偿”不得低于市场价格的125%。4这进一步强化了政府去征用穷人房产而非富人房产的动机，对于“凯洛”裁决的这个补救措施显然不是功利主义的。

　　富人从政府那里得到的这种优惠待遇，连同“9·11”恐怖袭击的受害者家庭所获得的赔偿一事，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富有家庭得到的补偿额大大高于贫困家庭的所得，尽管前者有比后者更好的手段弥补损失。很明显，这其中缺失了一条通过政府实行收入再分配的原则。若没有它，政府就会用纳税人的钱来强化既有的收入分配格局，而无论这种格局多么不平等。

本文摘自《我们的生活为何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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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生活为何艰难(普通人的经济学)》深入浅出地梳理了经济学的发展脉络，叙述了古典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经济学鼻祖和先驱)提出的经济学理论，这些理论曾指导人们掌握经济规律，发展生产力，为人类获得更美好的生活作出了巨大贡献。
　　本书还指出了以维弗雷多·帕累托和约翰·克拉克等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在何时以及如何背离了原来的经济学传统，他们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通过别有用心地把经济学大厦的基石——效率定义(早期版本的定义是很关注收入分配的)——蓄意加以改变，使那个早期定义失去权威性。从而釜底抽薪地将古典经济学理论指明的方向一举扭转，把经济学变成了为统治者服务的“伪科学”，从而导致世上出现小部分人“朱门酒肉臭”、大部分人“路有冻死骨”的贫富悬殊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