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热的理性

　　许知远/文
　　一
　　通往市中心的道路空旷、萧条，暗红色的砖墙上满是杂乱的涂鸦，几个年轻人在街头上闲逛，他们松松散散的衣服正是嘻哈歌手的打扮；还有在等待公共汽车的老年人，神情黯淡地坐在长椅上读一份报纸，他们大多是黑人。
　　2005年冬日的底特律，我感觉到空气中弥漫着的衰退。美国的汽车工业正处于动荡之中，通用汽车正因劳资问题焦头烂额，像一头衰竭的抹香鲸一样缓缓下沉，克莱斯勒公司已经归属于德国，继承了亨利·福特血统的威廉·福特则力不从心地试图恢复昔日的荣光……
　　这座城市因汽车业的兴起而繁荣，现在则是另一番景象。它曾是世界的中心，就像曼彻斯特之于19世纪的工业世界一样，或是硅谷之于这个被计算机屏幕、互联网包裹的全球时代一样。
　　在市中心望着那些孤零零的玻璃大厦时，我突然想起了1945年11月初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和查尔斯·包士华，他们驾着那辆老旧的T型车从戴顿的空军基地出发，沿75号公路向北前往底特律的福特汽车公司的总部。在经过工厂区时，他们看到了冒着浓烟的巨大烟囱，连成一片的造砖厂、钢铁厂、铁路调车厂，煤灰散落在成片的高楼的窗口上……
　　两个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仍沉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喜悦中。尽管没拿着枪炮走上前线，但他们为之工作的空军统计管制处，的确是美军获胜的重要因素之一。战争是面对面的残酷与勇气的较量，也是一场调动资源的竞赛。在经常陷入慌乱的战争状态，可能前线正处于物资匮乏的困境中，而后方的物资却积压如山。但是，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和他的同事们却比谁都清楚，用10022架飞机，加上120765名航空队员，可以完成44艘舰艇加上3200名水兵目前所做的工作；比起B-17和B-24，采用B-29轰炸机可以减少70%的机员的伤亡，每年节省2.5亿加仑的汽油……统计管制处的一群年轻人，对于这些数字，比对那些活生生的战士面孔更敏感。他们在收集战场的信息，对它们进行最优组合，再以此制定新的物资调拨计划。
　　统计管制处的创建人查尔斯·桑顿，雄心勃勃，充满自信，只有32岁，他确信这套思维方式不仅能够帮助军队获胜，也能够改造世界上最庞大的企业。他在同事中寻找出九位杰出的小伙子，他们都聪明绝顶，在数字里摸爬滚打，笃信理性的力量，除去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和查尔斯·包士华，还有弗兰西斯·利斯、乔治·摩尔、阿杰·米勒、爱德华·兰迪、詹姆斯·莱特、班·米尔斯和威伯·安德森。桑顿准备说服汽车业王子福特二世，用他们的才智来改造庞大却混乱的福特汽车公司。在那个时刻的美国，汽车意味着权力、速度、梦想，熔化着铁水、喷着浓烟的厂区，不正是勇敢新世界的象征吗？
　　这次会面促成了美国商业史的一次戏剧性的合作。当美国记者约翰·伯恩在1993年将这段往事写成《蓝血十杰》时，这十位主人公正在被遗忘。他们中最著名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被视作悲剧性的越南战争的缔造人之一，直到1991年，当面对一位记者的追问时，他还不得不绝望地吼出：“我错了！老天爷，我错了！”第二著名、也是他们的领导者的查尔斯·桑顿早在1981年就已去世，他创建的利顿工业公司辉煌一时，却未能持续，人们记住他更多是因为他曾为福特二世和霍华德·休斯工作过。其他八个人命运各异，他们中的一些成为了福特汽车的最高级管理人员，另一些人在不同行业也表现卓越，但都算不上惊人的成就。
　　至于他们所推崇的理念，也正遭遇广泛质疑。20世纪90年代的商业世界被一种即兴表演、弹性组织式宣言所包围，人们强调的是管理中的热情、想象力，而不是冷静和控制。而他们代表的则是那个穿法兰绒的组织人的年代，人人循规蹈矩，将个性隐藏在表格之后。
　　二
　　我是在北大南门的风入松书店第一次阅读到《蓝血十杰》的。那是1997年的冬天，中国正处于新一轮商业热潮的前夜。80年代末的“十亿人民九亿商”的潮流，到了1992年之后更为强劲。但那时，大多数人都将商业理解成倒买倒卖，他们期待从权力的缝隙中寻找到政策空间，促成货物的流通，以此赚取利润。此刻的商业思想，像是江湖术士的翻版，人们推崇的灵机一动式的解决方案，何阳式的点子大王、牟其中式的策划人是其中翘楚。
　　我记得《蓝血十杰》给我带来的新鲜体验。我从未读完它，从未真正理解那个复杂的公司世界，但我却对他们的野心和信念深为着迷。每个年轻人都倾向于简化世界，期待寻找到一条通往荣耀的便捷之路。这十位主人公看来正是如此，他们没有见过战场的鲜血，却成为战斗英雄；他们不知道一辆汽车如何制造出来，却改造了世界上第二大的汽车公司……
　　《蓝血十杰》是我读到的第一本管理书籍，在接下来的10年中，管理学变成了中国出版业最蓬勃的门类之一。观念的传播充满了意外性，西方管理学的理论，从泰勒的科学管理，到汤姆·彼得斯的激情宣言，从J?P?摩根的银行业到杰克·韦尔奇的“通用之道”，跨越时空的人物、彼此矛盾的理念，蜂拥到中国读者面前。这也是中国商业世界强烈的饥渴感所致。从1997年至今，中国企业面临着扑面而来的机会与问题。他们有着戴卫·洛克菲勒、安德鲁·卡内基那样的机会，他们可以在一片荒原之上建立商业帝国，中国是一个如此辽阔的市场，足以支持他们的种种雄心；但他们却不知如何建立一个有效的组织，中国人曾经依靠家族、集体化公社，而这些遗产远未能构造一个有效的商业组织；他们还面临着越来越高速的全球竞争，技术拆除了地理的藩篱，市场没有耐心等待他们的慢慢成长，他们必须提高自己的速度；20年前，他们或许还没听说过股票市场，如今却要熟知市盈率、资产负债表和对冲基金；有时，他们还要留出一只耳朵给大前研一的“无国界的世界”……中国的商业世界既兴奋又杂乱，他们试图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完成别人历经一个多世纪的演进。这就像市场上流行的很多管理书籍，出版商希望在300页的一册书里，容纳至少25种理论。
　　当我被这些理论所包围时，开始逐渐理解《蓝血十杰》中十位主人公的意义。在管理学的谱系中，他们或许只是泰勒的科学管理的继承人，致力于将事物简化，以使效率最高化。但在他们进入福特公司的20世纪40年代，却正是美国商业世界的转折年代，强盗资本家的年代已经过去，膨胀起来的大型企业需要更多的规范与控制以免被自身的重量压垮，这十位年轻人代表了那个时代的需求。和他们一起成长起来的还有彼得·德鲁克的管理理论、麦肯锡咨询公司……
　　这十位主人公最终的悲剧性命运，不在于他们的理性精神和控制欲望（这种品质是维持事物运转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而是他们没有认识到理性的局限性。对于一个混乱的福特公司，删繁就简、统一规划的能力，至关重要，它将组织重新拉回到秩序之中。但是，当混乱开始消退后，如何再不让秩序变得死气沉沉则成了新的挑战。世界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也更容易变化，绝对的理性主义者经常犯的一个错误是，他们用一种方案来应对所有的问题，当情景早已转化，他们却仍像是那位执着的刻舟求剑者。十杰们的理念在20世纪50年代时是企业管理的一剂良方，但到了80年代则成了病症的源头，令他们脱颖而出的和摧毁他们的，是同一种素质。在他们表面的理性之下，是一种深深的狂热——对确定性的狂热。
　　人类比自己想象的更愚蠢，在大部分时刻，我们无法从别人的错误中汲取教训，我们今天的成功也经常变成明天的陷阱。这或许也是《蓝血十杰》这段美国商业史上兴致盎然的插曲带给中国商业世界的启示之一，对任何难题，我们都只能找到暂时的答案。

本文摘自《蓝血十杰（20年经典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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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老的西班牙人认为，贵族身上流淌着蓝色的血液，后来西方人用“蓝血”泛指那些高贵、智慧的精英才俊。蓝血十杰是天才中的天才。他们是二战期间美国空军的后勤英雄，卓有成效地将数字化管理模式用于战争，为盟军节余了数十亿美元的耗费。他们虽然不全都出身名校，但他们却造就了一个名头响亮的学校——哈佛商学院。
　　战后，他们加盟福特汽车公司，把数字管理引入现代企业，拯救了衰退的福特事业，开创了全球现代企业科学管理的先河，推动了美国历史上最惊人的经济成长。 他们三十岁即各有建树，在自己的领域出类拔萃，他们之中产生了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世界银行总裁、福特公司总裁（兰迪）、商学院院长和一批巨商。他们信仰数字、崇拜效率，成为美国现代企业管理教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