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蛮人攻占富人国宝座（7）
“我是家里唯一的孩子，而且是狮子座，”他说，“这两点搭配起来是个很糟的组合。”
克劳提尔在他位于棕榈滩和楠塔基特岛的两所沙滩豪宅中办公。他棕榈滩的新房就建在海边，面积很大，略带巴伐利亚风格，价值在1 200万到1 500万美元之间。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自己的“极可意”水流按摩浴缸中或坐在能俯瞰大西洋的躺椅上工作，至于每天的高层会议，他会挂上领带，坐在桌旁，打开电视机上方的数码相机开始电话会议。他的两个助理在泳池边的房间里利用一大堆电脑、打印机和电话工作。
在家办公为克劳提尔争取了更多时间追求他的“真爱”—社交。没有孩子和老婆（他离了两次婚）的克劳提尔成了一个“连环晚会动物”，一周至少参加两次正式晚会。他还参加很多相关的“卫星活动”，比如舞会前的午餐、舞会前的晚餐以及舞会前后为舞会主席举办的派对。
“我每周至少出去五个晚上，”他说，“棕榈滩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就是舞会。我一年前买了三套燕尾服，已经都需要更新了，磨损得厉害。”
克劳提尔在社交方面还有撒手锏—就是女友蒂凡尼，这位前护士小姐满头金发，牙齿雪白闪亮，笑起来很甜美，身材可与帕梅拉•安德森相媲美。她很快就学会了进入棕榈滩社交圈的游戏规则，比如绝对不要穿同一件礼服参加两次舞会。
“朋友们会在报纸上看到你穿同样的礼服！”她说，“那太掉价了。”
另一个规则是：你可以同时戴隆重的手镯和隆重的耳环，但绝不要戴这两者时再加一条隆重的项链，那就太夸张了。
所有这一切都很昂贵。克劳提尔称他为蒂凡尼购买晚礼服、珠宝及其他宴会行头大概花了80 000到100 000美元。2003年，克劳提尔为他的前任女朋友花35 000美元买了一条出席宴会的项链，当他们在宴会上出现时，惊讶地发现其他三位女客都戴着和她一模一样的项链，女朋友哭着跑出了会场。
“那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关系的破裂。”他说。
新社交名流源源不断地入驻棕榈滩，将岛上的慈善事业变成了一个被人紧密关注着的“竞赛”了。以前老派的慈善舞会上，社交积极分子只是邀请几百个亲密朋友，捐款也都在10万美元以下。而如今在这种场合，钱才是第一位的。要成为一个舞会的主席（并接受随之而来的慈善声誉），你不得不尽力邀请你所有的富翁朋友来慷慨捐赠。作为回馈，你也得在他们举办的舞会上捐出同等数量的善款。这种礼尚往来的链条实际上为热衷名利圈的机会主义分子提供了通过慈善购买社会地位的机会，更何况慈善捐款都是可以抵税的。
“人们对你所做的一切都记得很清楚，”克劳提尔说，“所以如果我在你的舞会上捐了25 000美元，你来我的舞会也得出这么多。如果你只捐了10 000美元，我会很容易注意到。所以表面上大家是在为一个崇高的理由捐款，但同时也是一场财富较量的游戏。说到底，最重要的就是钱。”
由于克劳提尔前两年的慷慨捐赠，他现在已经积累了足够的支持，可以举办自己的舞会了。他和蒂凡尼已经被邀请担任明年岛上的8场舞会的主席，但他说他可能只有时间答应两三场。他已经在楠塔基特岛的沙滩度假别墅中主持过为哈佛大学医学院丹那•法伯癌症研究所募捐的年度“海滩上的摇滚乐”派对。去年，该活动共筹得善款60 000美元。跟大多数克劳提尔的派对一样，“海滩摇滚乐”也以众多体育明星、年轻女郎、现场乐队和敞开供应的美酒著称。
“我对我的派对是充满自豪的，”他说，“问问棕榈滩的任何一个人，他们都会说我的派对是最好的。”
新老贵族除了对正式舞会和圣诞节晚会的看法完全不同以外，对消费的观念也截然不同。老贵族以表面的节俭和实际上的富贵奢华著称（纽约的一位世袭贵族曾向我这样描述他们的室内装修风格：“都是祖母的古董。”），而“富人国”的新贵喜欢炫耀他们的财富，历史上还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一样有如此多的富翁如此豪爽地挥金如土。
本文摘自《一群富豪的奢华生活》
富豪的生活仿佛不是在这个地球上发生的事，他们似乎生活在另外一个国度——从欧洲城堡里的管家学院到富豪子女的财富继承培训班，新型富豪们拥有自己的游戏规则，在经济中发挥着奇怪的作用：住在金字塔尖上的这一小群人决定了一个国家70％的消费；新型富豪“创造”了新的“财富文化”：世袭的旧式贵族被自己致富的新式富豪比得黯然失色，过去签支票式的低调慈善行为变成了当今高调的慈善宣传；更有甚者，富有进取心的新富豪们在越来越多地涉足政治。本书描述了一群富豪的奢华生活，揭出了很多不为人知的内幕，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深刻的文化讽刺和社会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