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伟大的中国模式（2）

    有一次，在上海东方卫视《头脑风暴》栏目做一期节目，严介和、江南春和我等八位企业家是嘉宾。我们在对话中对2006年的管理做反思，评说2006年中国管理的问题。给我们做点评的，是某著名商学院的常务副院长。他说：“郭总、严总，你们讲这些问题，我们全知道。你们到我们学校去听几天课，就都明白了。”

    我们全笑了：怪了，商学院是总结我们的经验，再去给别人讲，结果这些东西我们不明白，你明白？企业家不知道该怎么办，你知道该怎么办？商学院是为我们培养经理人的机构，我们应该是它的上帝才对，现在上帝不明白了，谁明白？他的态度和无知，使在场的企业家十分反感。

    后来严介和总结说：“院长同志，我们不要再讨论这个了。我们这些人，谁到了你的商学院，都是最好的教授，你承认吗？”这位先生说：“我承认。”严介和再问：“你的教授到我们企业来，谁能成为成功的企业家呢？”他不吱声了。

    严介和接着说：“我们每一个成功的大型企业，就是一个成功的商学院；而一个成功的商学院，不会是成功的企业。你告诉我们，到你那儿一听课就明白了，那你为什么自己不去办企业呢？你为什么要办一个商学院呢？”

    我觉得，教授和企业家之间是有分工的，教授在商学教育上，特别是在对企业家的教育上，有自己的学术思考，这当然应该尊重。然而，任何一个教授站在台上讲课，他对听讲的企业家也应该同样尊重。因为他是在总结这些听众的实践，在台下这些企业家的实践,培育了他的理论，真正是他的老师，又是他产品的购买者——他们的衣食父母。

    中国的商学院、中国的培训师几乎从来不承认会在中国家族企业出现一种伟大的中国模式，最少至今这种理论尚无人提出。他们认为：你们怎么可能代表中国模式呢？你们靠着老婆、孩子、夫妻店，靠着亲情发展起来的小作坊，只有听我们讲欧美管理理论，才会做大、做成功。

    我不否认欧美管理理论对我们有很多启示，但是人们更不能否认，实践出真知。中国企业成长的实践过程中，有许多的规律和理论需要探讨，而一心想依据欧美管理理论来指点或改造中国家族企业的潮流，实际上正在大大地妨碍这种探讨。

    2006年，中国家族企业的领袖们，开始了与学术界传统观念的一场论战，众多的媒体报道了这一过程。在深圳的一次500强论坛会上，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陈述了三个观点：

    第一，中国的民营企业家被“惯坏”了，他们不懂现代管理，不懂战略，不懂控制风险，主要是靠着国家的政策好才发展起来的，其实国有企业按照他的方法也能管好。第二，中国的民营企业只有制造没有创造。第三，他严厉批评德隆模式，认为德隆不好，因为德隆的现金流最后出了问题。他说，看人家和黄——李嘉诚的公司多好，再有一次亚洲金融危机，他的钱都够用。

    当时我在场，而且被指定在郎教授之后发言。那天，我真感觉是被逼到绝路上，心中有话，不说不行，其实也早就想说了。针对郎咸平的指责，我回应到：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有八亿农民，而实现城市化，我们最缺的是钱，所以只有引进外资。你郎咸平在大陆办的公司三年不用交所得税，我郭凡生办的公司，一生下来就得交55％的所得税。为什么？因为我们缺钱，只有给优惠你们才肯投入资金。有了你们的钱，我们才能使大陆的工业化更快、更成功。这样，对外资优惠而对自己人严格，我们忍了，我们也认了。这就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些家族企业领袖的历史责任。

    “我们缺钱，又有大量的人口需要就业，大陆家族企业的领袖们就必须学会省钱，学会把一分钱掰成两半去花，这是求得生存的本领，也是社会对我们的要求。在与资金短缺的博弈中，有些企业破产了，有些企业家失败了，这不是他们的耻辱，因为，他们尽力了。他们同样生得伟大，死得光荣。没有他们的失败，哪有今天的成功！

本文摘自《家族企业成长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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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业靠老板英明 成长因制度伟大
　　激励制度增加好人 管理制度减少坏人
　　自己管理自己是最有效的管理
　　没有管理的管理是最伟大的管理
　　亲情是文化的内核 文化是亲情的标尺
　　小企业管好用利益 大企业掌控靠文化
　　没有亲情有规有矩是企业家的能力
　　只有老板优秀 员工才能卓越
　　只有蠢笨的老板 没有无能的员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