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持有异见的法官(3)

　　研究者解释说，他需要五个人参加实验，他还说，如果少于五位试验对象，测试设备就无法工作。所以，他邀请演员参加测试，同时谈到：“只管坐着就可以了，你只要在那儿就行。因为你看不到问题，所以，你怎么回答都可以，随便。我不会记录你的答案的。”

　　但是，这样的演员——连同厚厚的眼镜——依然可以将试验对象从群体的影响中解放出来。在没有持不同意见者出场时，97%的试验对象都顺从了群体的意见，不过，当有严重视力障碍的配合人员身处群体中间，并给出一个不同的——不过同样是错误的——答案时，则只有64%的试验对象与群体保持一致。很显然，我们不会认为一个明显不合格的异见者，能像有能力的异见者一样，能将同样多的试验对象的观点扭转过来，但是，需要说明的重要一点是，持不同意见的人——任何持不同意见的人，无论他们多么不合格——的出现，依然能让很大一部分试验对象脱离大多数人的意见，并给出正确答案。

　　为了弄清上述情形中蕴含的全部力量，接下来，让我们把注意力转向一位家庭治疗师（Family Therapist）的洞见。波士顿的家庭治疗师戴维-坎特尔（David Kantor），导演了一出很可能是“真实电视”（Reality TV）（真实电视又称“真人秀”，就是把电视镜头对准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志愿演员，将他们的言行、个性和品质，在规定的环境中拍摄下来做成节目播放。）的第一个“典型化身版”。在一个研究精神分裂症如何在家庭环境中表现出来的行动上，坎特尔在人们家里的各个房间安装了摄像机，之后，仔细研究了普通人长达数小时的生活录像资料。尽管坎特尔的研究并没有获得多少有关精神分裂症的成果，不过，他却发现了在每个群体动态中都会反复出现的一个规律。

　　在分析他研究的那些家庭的类型时，坎特尔发现，家庭成员会轮流扮演四种不同的角色。第一种角色就是“发起人”（Initiator）：也就是总有新主意、喜欢提出计划而且主张以新方式行动的人。不妨想一想马修-布鲁德里克（Matthew Broderick）在影片《春天不是读书天》（Ferris Bueller’s Day Off）中扮演的费利斯-布依勒（Ferris Bueller）。整个影片表现的都是费利斯以新奇而富有创造性的设想取乐的故事：逃学、开一辆老式汽车兜风、偷偷摸摸地潜入高档餐馆、参加棒球赛以及在游行队伍里大出风头等等。如果你和费利斯-布依勒式的人共处一室，那么，你很难不被他脑子里的各种新计划和新想法刺激得兴奋起来。你始终都会对发起人提出新想法充满信心，他们虽然并不一定是聚会的灵魂人物，不过，他们一定是最先提出搞一场派对的人。

　　如果说费利斯-布依勒可以代表发起人的话，那么，他们的对立面——也就是“拦截者”（Blocker）——就像费利斯的朋友卡梅伦（Cameron）一样。费利斯很想驾车兜风，而卡梅伦则担心被人抓住；费利斯想吃一顿丰盛的午餐，可卡梅伦说他们没有预定座位。无论发起人提出什么新想法，拦截者总能从中挑出错来。“我们去迪斯尼乐园吧！”发起人大叫道。“不，去那儿玩太贵了。”拦截者反驳道。“我们开一间新公司吧！”“大部分公司都会在五年内夭折。”如果说与费利斯-布依勒呆在一起，会让我们很想出去干些开心的事情的话，那么，与卡梅伦呆上一分钟也会让我们兴味索然、什么都不想干。当然，我们很容易认为拦截者纯粹就是顽固不化的讨厌鬼。但是，就像我们很快就会看到的，在一个群体内，他们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保持平衡的角色。

　　发起人和拦截者一定会陷入互不相让的僵局，正是这时候，“支持者”（Supporter）出现了，并会支持这一方或者拥护那一方。如果需要做出一个决定，那么，你可以肯定的是，支持者一定会偏袒某一方。第四种角色——也就是“观察员”（Observer）——会坚持公正的中间立场，而且往往只是评论正在发生的事情：“看起来，我们对是否要去迪斯尼乐园的问题无法达成一致。”

　　在群体中，大多数的紧张状态存在于发起者和拦截者之间。发起者所想的，都是关于发动新行动的问题。他们有丰富的新设想，他们可能会盲目乐观，而且有一种贸然投入行动的倾向，但是，当遇到创新问题时，他们的创造力、精力和干劲会成为很有帮助的工具。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拦截者则会对新决定是否明智提出质疑。他们不是兴高采烈地跟着凑热闹，而是唤起大家注意可能随之产生的潜在恶果。

　　我们很容易明白，为什么人们和组织天生会受到发起者的吸引，因为他们能为人们和组织带来新鲜的活力和全新的思想，他们总是嫌天空太小。我们同样也很容易明白，为什么同样的人和同样的组织，总是想把拦截者“清理”出去。

本文摘自《难以抗拒的非理性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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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将一个持续下跌的股票卖出、或者终结一个注定会破裂的关系会如此之难？为什么只是因为建议来自“重要的”的人物，我们便会言听计从？为什么当我们身处危险情境时，更容易坠入情网？著名组织思想家奥里-布莱福曼和他的兄弟、心理学家罗姆-布莱福曼，在《摇摆》中为我们回答了所有这些问题以及更多的问题。
　　利用社会心理学、行为经济学和组织行为学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摇摆》揭示出了影响我们的个人生活和商业生活所有方面的动态力量，这些力量包括“损失厌恶”（我们为了避免遭受损失而走极端的倾向）、“判断偏差”（我们不能对某个人或者某个情境的最初判断进行重新评价的能力缺失）和“变色龙效应”（按照别人赋予我们的特质付诸行动的倾向）。
　　《摇摆》让我们结识了哈佛商学院的这样一位教授——他让学生为得到一张20美元的钞票花了204美元；让我们认识了这样一位航空公司的安全项目领导——他因为无视自己所受的经年训练而导致了整个行业的改革；还让我们认识了这样一位橄榄球教练——他凭借对传统策略的彻底颠覆而将球队引向了胜利。此外，我们还能从中了解到NBA选秀位次的符咒，会明了为什么说面试是预测员工未来工作表现的糟糕方式，我们还会深入到最高法院的会议现场，看看世界上拥有至高权力的法官们是如何避免群体动态的危险的。
　　不时会出现这样一本书——它不但能挑战我们的世界观，而且还能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在《摇摆》中，奥里-布莱夫曼和罗姆-布莱夫曼不但为多种多样的非理性行为提出了合理的解释，而且还为读者指明了避免屈从于它们的诱惑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