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2)

2014-05-19 18:22:57

  如果说避免错误决定——这种决定会导致损失厌恶——的方式是放眼未来的话,那么,摆脱牵累——牵累是指我们无法放弃某一计划的力量,尽管它显然已经失败了——的解决之道,就是“戴上禅宗的眼睛”,并学会“让过去成为过去”。我们都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发现自己陷入了这样的情境——我们必须接受既成事实的事实,这时候,更好的办法是转变方向,而不是让自己越陷越深。

  无论你是聘用了令人失望的员工的首席执行官,是经受着店内促销毫无成效的市场营销经理,还是不断为一个没人买的新产品提供后援的公司,“让过去成为过去”策略都是适用的。有些时候,坚持到底就是毫无意义的。正如一位风险投资家在管理投资的预期时谈到的:“有时候,你得知道什么时候朝它的头上开一枪。”

  英特尔公司(Intel)的前首席执行官安迪-格鲁夫(Andy Grove),在其名为《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Only the Paranoid Survive)的著作中,讲述了他和英特尔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戈登-摩尔(Gordon Moore),如何在1985年决定退出记忆芯片行业、并将所有资源集中于微处理器这一新兴领域的故事。当时,他们的核心业务是记忆芯片。正如格鲁夫谈到的:“我们优先考虑的事情,是由我们的身份决定的,毕竟,记忆芯片指的就是我们。”但是,英特尔公司在记忆芯片业务上亏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是高质量、低价格、大规模生产的日本芯片进入市场的一个结果。很显然,英特尔公司必须做点什么了。格鲁夫说:“在我的办公室,我和英特尔公司的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戈登-摩尔正在讨论我们的困难处境。我们的情绪非常悲观。我望着窗外伟大美利坚(Great America)游乐园里那个在远处转动着的摩天轮,之后,我转过身,面向戈登,我问他:‘如果我们被踢出去了,董事会随后请来个新首席执行官,你觉得,他会做些什么呢?’格鲁夫毫不迟疑地回答:‘他会让我们脱离记忆芯片业务。’我木无表情地盯着他,之后说:‘为什么你和我不走出门,之后再回来,然后我们自己干呢?’”这就是英特尔公司征服牵累的影响,并做出专注于微处理器业务这一重大决策的过程,这一决策为它成为美国商界最成功的传奇之一铺平了道路。

  当我们发现自己无法判定是否继续某一特定计划的时候,提出这样的问题会很有帮助:“如果我刚刚抵达现场,并面临着按照现有的状况投入该项目以及完全放弃该项目的两种选择,我会选择投身其中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我们很可能已经被牵累的隐形力量控制住了。彻底决裂可能会让人觉得心神不宁,但是,这种方式却符合我们的最佳利益。

  处理扭曲思维——这种思维方式是价值归因的结果——的最佳策略,就是观察事物的本质,而不是只看起表象。你的最初印象可能是错误的,你必须做好接受这一事实的准备。只是意识到我们正在基于假设——对某个情境或者某个人价值的假设——做出判断,就能让我们摆脱这种影响和控制。还记得那个“索贝”饮料实验吗?在那个实验中,比起那些喝了同一种饮料“全价版”的人来,那些喝了“便宜索贝”的饮用者,在思维敏捷度测试中的表现更差。在那项研究的一个变化版本中,研究者实施的实验过程与以前一样,不过,这一次,在测试开始前,他们问参加者,他们饮用的饮料价格是否会影响到他们的思维专注程度。研究者想让参加者考虑这样一个事实:饮料的价格与饮料的功效毫无关系。的确,那些饮用了“便宜索贝”而且回答了这一问题的学生,思维敏捷度得分并没有降低,他们的表现与那些饮用了全价饮料的学生完全一样。

  与此类似的,当伊丽莎白-吉布森(Elizabeth Gibson)在曼哈顿上西区(Upper West Side)的一条街道上步行,发现夹在两个垃圾袋之间的一个艺术作品时,也必须与自己价值归因的本能倾向斗争。她本想走开,不过,随后,她还是停下了脚步,想了想那个作品。“我真的和自己争论起来。”吉布森对《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说。“我差点儿就走开了。”她说。“可它实在是在让人无法抗拒,尽管它的画框很廉价。”所以,吉布森把它带回了家,并挂在了墙上。几年以后,她发现了这幅画作的出处。这幅名为《三人行》(Tres Personajes)的作品,是著名艺术家鲁菲诺-塔马约(Rufino Tamayo)的画作。这幅画曾被盗,后来,又被人扔掉了。如果吉布森晚来二十分钟,它可能就会被垃圾工人收走了,结果,这幅画在索斯比拍卖行拍出了一百多万美元。如果其他路人知道这幅画原属于一家博物馆,那么,他们当然会迅速拿到手里,不过,他们是根据周边的环境来评价它的,所以,都没有理会。

本文摘自《难以抗拒的非理性诱惑》


   为什么将一个持续下跌的股票卖出、或者终结一个注定会破裂的关系会如此之难?为什么只是因为建议来自“重要的”的人物,我们便会言听计从?为什么当我们身处危险情境时,更容易坠入情网?著名组织思想家奥里-布莱福曼和他的兄弟、心理学家罗姆-布莱福曼,在《摇摆》中为我们回答了所有这些问题以及更多的问题。
  利用社会心理学、行为经济学和组织行为学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摇摆》揭示出了影响我们的个人生活和商业生活所有方面的动态力量,这些力量包括“损失厌恶”(我们为了避免遭受损失而走极端的倾向)、“判断偏差”(我们不能对某个人或者某个情境的最初判断进行重新评价的能力缺失)和“变色龙效应”(按照别人赋予我们的特质付诸行动的倾向)。
  《摇摆》让我们结识了哈佛商学院的这样一位教授——他让学生为得到一张20美元的钞票花了204美元;让我们认识了这样一位航空公司的安全项目领导——他因为无视自己所受的经年训练而导致了整个行业的改革;还让我们认识了这样一位橄榄球教练——他凭借对传统策略的彻底颠覆而将球队引向了胜利。此外,我们还能从中了解到NBA选秀位次的符咒,会明了为什么说面试是预测员工未来工作表现的糟糕方式,我们还会深入到最高法院的会议现场,看看世界上拥有至高权力的法官们是如何避免群体动态的危险的。
  不时会出现这样一本书——它不但能挑战我们的世界观,而且还能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在《摇摆》中,奥里-布莱夫曼和罗姆-布莱夫曼不但为多种多样的非理性行为提出了合理的解释,而且还为读者指明了避免屈从于它们的诱惑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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