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持有异见的法官(2)

2014-05-19 19:21:44

  有趣的是,讨论会无意间避免了群体动力的问题,最初的群体动力实验研究,是所罗门-阿希(Solomon Asch)以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心理学实验完成的。这项研究的成果不但阐明了最高法院发生的情形,而且也解释了由一个人扮演的角色是如何改变整个群体的观点的。

  在阿希的研究中,每位参加者——试验对象——都被带到了有其他几个人在场的房间。参加者被告知,要给他们测试视敏度。他们的任务看似非常简单:研究者为这个群体出示三条长短不一的直线,并让每个人确定,三条直线中的哪一条与第四条直线一致。这个任务看起来确实太简单了,直线的长度差异极为明显,所以,你根本不需借助放大镜和尺子。

  但是,参加者不知道的是,实际上,房间里的其他“试验对象”都是演员,他们提前都接到了给出同一个错误答案的指令。当演员们一个接一个地报出错误答案时,真正的试验对象被迷惑了。接下来,某些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大部分参加者不是坚持自己的观点,而是开始对自己以及自己孤立的不同见解产生怀疑。是不是我误解了某些事情?是不是我是从一个奇怪的角度来观察这些直线的?一次又一次,大部分参加者都认为,最好还是附和大家的意见——这样,就不至于遭受被别人视为怪人的尴尬了。的确,在加入群体的参加者中,有75%的人至少在一轮实验中给出了错误答案。

  这时候,我们很容易因为试验对象太容易被人操纵而鄙视他们。但是,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会因为受到引诱而与群体保持一致。我们担心,如果我们说出一个不流行的观点,其他人会怀疑我们的才智、品味和能力。或者我们就是不想引发纠纷。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是要知道何时大声说出。

  布雷耶解释说,甚至当“哦,我是唯一的一个。”的想法涌上来是,他也会勇敢地说出,他会说“我确实不敢苟同,不过,我不再说了,因为在这一点上写出书面异议没必要。我对这一点的感觉并没有那么强烈。”他补充说。“如果只有我持有某种见解,那么,我只有在感觉非常强烈的时候,才会写出书面异议。”这种方式确实很有道理。如果法官们对每一个不能达成一致的小问题都写出正式的书面异议,那么,法院的工作便会陷入停顿。不过,一个持不同意见的人勇敢地说出自己的观点,确实具有重大意义。

  正如阿希发现的,尽管群体保持一致所产生的影响异常强大,不过,这一力量的作用取决于一致性的状态。在直线研究的改变版本中,阿希所采用的实验方法与以前没有任何差别(一个对实验内情一无所知的参加者,一屋子给出错误答案的演员。),不过,这一次,他增加了一个给出正确答案的演员。这个唯一表示异议的声音,就足以消除“符咒”的魔力,因为对真正的试验对象来说,这个声音给了他与群体的其他成员意见不一致的“正式许可”。在几乎所有的例子中,当持不同意见的人说出答案时,真正的试验对象都会公然违抗群体的意见,并给出正确答案。

  不过,真正有趣的是,要想激励真正的试验对象说出正确答案,持有不同意见的演员甚至不需要给出正确答案,冲破群体影响所需的,只是有人给出一个不同的答案。

  为了验证持有不同意见的人——甚至一个不合格的人——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力,人们进行了一项精妙的实验。在这个由心理学家弗农-艾伦(Vernon Allen)进行的改装版实验中,试验对象同样被置于一个由演员组成的群体中,并要他们回答简单的问题。但是,在这个版本的实验中,每位参加者都被告知,在开始该项研究之前,他们要在一个小办公室单独填写一个自我评价调查问卷表。五分钟以后,一位研究者来敲门,并对试验对象说,因为房间不够,他要与另一位试验对象(就像你猜到的,实际上,他是个花钱请来的演员。)共用一个房间。

  这个演员最惹人注目的东西是他戴的眼镜。正如艾伦在论文中详细说明的,眼镜装着“非常厚的镜片,透过镜片看去,配戴者的眼睛都被扭曲了,给人一种视力极差的印象。”在这个实验中,说镜片“非常厚”还是太过保守了,实际上,像可乐瓶瓶底般的镜片如此之厚,以至于必须将其中间碾碎,“才能在确保足够的中央视力的同时,又能避免配合实验的人遭受头痛和眼睛疲劳的折磨。”

  似乎这还不够,为了让人认识到演员的“视力恶化”有多么严重,演员和研究者还进行了这样一段提前设计好的对话。“对不起,这个测试需要有远距离视力吗?”演员心有歉意地问道。当研究者证实说这个测试确实需要有远距离视力时,演员解释说:“我的视力很差。”(好像他说的令人惊讶的一样)“我只能看到很近的东西。”研究者表现出担心的样子,之后,让演员读出墙上很清楚的标志。演员半眯着眼费劲地辨认着标志上的词语,不过,他失败了。到此,目的达到了。

本文摘自《难以抗拒的非理性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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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社会心理学、行为经济学和组织行为学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摇摆》揭示出了影响我们的个人生活和商业生活所有方面的动态力量,这些力量包括“损失厌恶”(我们为了避免遭受损失而走极端的倾向)、“判断偏差”(我们不能对某个人或者某个情境的最初判断进行重新评价的能力缺失)和“变色龙效应”(按照别人赋予我们的特质付诸行动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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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时会出现这样一本书——它不但能挑战我们的世界观,而且还能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在《摇摆》中,奥里-布莱夫曼和罗姆-布莱夫曼不但为多种多样的非理性行为提出了合理的解释,而且还为读者指明了避免屈从于它们的诱惑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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