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制定者面临三个挑战

　　“超高速增长”阶段讨人喜欢的经济环境也有负面作用，就是使得改革缺乏动力。即使是面临全球金融危机的挑战，中国投资和信贷的增长依然很快（只要扩大投资和信贷具有决定性作用）。缺乏忧患意识使改革者们失去了牵引力，所以中国的制度没能够跟上快速的经济发展。
现在，“超高速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中国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具有挑战性的经济环境，与此同时，也给重新开启经济改革创造了机会。
中国确实仍然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深度产业供应基地和持续增长的生产率，还可能在某些产业争取技术超越（如通过给工厂引入更多的技术工人，改变工作路线等）。
不能忽视的是，2012年中国的服装、纺织、玩具、运动产品、家具等产业的出口增长率近乎零，或许，中国出口增长受到欧洲和日本需求减少的影响，但是，这些大的出口种类增长率可能再也无法反弹。
这种长期的转变会导致经济增速放缓。另外，放缓的劳动力规模增长，再加上快速的结构转变，会导致产出规模增长放缓。
在过去10年，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高投资率维持。这种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不会无限期地延续下去。当投资率下滑时，中国经济如何应对？我们尚不知晓。
我认为，政策制定者主要面临着三个不同时间阶段的挑战：
首先，是增长模式的长期转变。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已经超前于进展缓慢的“改变增长模式”政策。中国如何发展高技能的产业，并且成功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在转型期将面临的挑战，要多于其他经历过这种转型的经济体，但是中国尚且将赌注放在错误的改革路径上。
再次，是中期的政策转变。中国的高层领导人正在改变和重新评估其促进经济改革和增长的方略。中国的下一届领导人是否会重启经济改革的议程？如果会，我想2013年下半年，中国的经济将会相当复杂。
最后，就是短期的宏观经济转折。中国传统的货币政策维持了一个过度扩张的经济发展阶段，并开始降低流动性过剩。政策制定者会如何应对处于变化中的宏观经济环境？他们会不会为了拥有一个更具持续性的未来，而接受短期经济的放缓？
虽然中国所面临的这三个转折挑战所归属的时间框架不一样，但这三个挑战都已成事实。这三个“转折点”的聚合，更显示出中国经济大量内部自由化的重要性，内部自由化可以提供更多的机会。
听闻最近在中国国内有关于凯恩斯主义的讨论，凯恩斯主义主要在短期内有效。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时，凯恩斯主义起到了作用，并且是阻止或减少经济危机影响的必要工具。
需要注意的是，凯恩斯短期政策会产生长期成本。在任何政治体系里，人们很容易看到凯恩斯政策的短期益处，忽视长期成本，学者们也没有快速分析成本和收益的方法，所以说凯恩斯主义有一个潜在的、本质性的危险，欧洲、美国和中国都正在面临这种挑战。考虑到已经成功运用凯恩斯短期政策，怎样应对棘手的（在每个国家都很不同）长期问题呢？
中国过度依赖短期政府开支（当然，包括通过银行贷款融资的支出）导致经济放缓，甚至可能造成市场经济这个改革方向的扭转。在2009年6月，很明显银行贷款已经超出控制，然而一年多之后政策才适当改变。有些在2009年发起或者加速的项目，到现在仍旧是政府政策的一部分。因此，中国为短期刺激付出的长期代价将相当沉重。
面对刚刚提到的三个挑战，在我看来，短期内，中国不能用凯恩斯式的刺激方案来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如果鼓励给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提供新的贷款，那将对融资系统危害很大。理论上，可以用财政政策，但实际上当下解决支出增长问题，没有多少别的好选择。短期内最好的政策就是维持现在的宏观政策立场，鼓励贷款给中小企业，设法减少融资成本，允许GDP增长率适度降低。
更难的问题是怎样应对中期和长期挑战。我认为，应对的基本策略是扩大家庭和私人经济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如何做到这点呢？可以减税并且增加私营商业可以繁荣的经济领域。根据具体情况，想出具创造性的解决方案。例如，减税应该意味着减少人们健康保险的支付比重，通过将资产转换成健康保险基金来给未来的健康财政支出融资。同时，继续提高经济效益。此外，也要减少给企业的补贴，尤其是国有企业的补贴，用这些资金来提高生活质量和环境。
最重要的一点是拆除保护国有经济、给国有企业和个人决策者垄断特权的壁垒。在过去10年里，中国经济的扭曲日益严重，这也是为什么人们会送礼、结交朋友甚至是给钱，就是为了在国有企业谋得一份工作。这样的事情10年前不曾发生，反映了公平竞争的障碍增多，人们愿意给钱谋求进入一个受保护的领域，而在这个受保护的领域里得到的回报通常相当多。这对经济造成隐性成本。
如能真的付诸努力，障碍又减少的话，中国经济会出现经济生产率增长的波动。当然不是马上，是在几年之内。现在如果能够进行经济政策改革（中期），中国经济可以保持一个相当积极的经济增长率，比方说在未来10年里，有5%到6%的经济增长，从而解决长期问题。这样也可以让中国经济再次自我改革，真的成为世界领先的经济体。

本文摘自《被误读的中国经济》

---

　　 关于中国经济，目前最大的误区就是：中国经济实力已达到最高极限，从此将一路下滑。中国经济增长的态势已从“爆炸性激增”变成“一无是处”。事实真是如此吗？著名经济学家张军在他的这本书中指出，中国经济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其实中国经济仍在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本书中张军理性思考改革的得失，指出很多人混淆了中长期的经济增长问题和短期的经济波动问题的重大差别，误用了只适合于分析短期经济波动的凯恩斯理论来分析中长期的经济增长问题。未来2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应该还是城市化和工业化，要达到中高收入国家水平，中国还有巨大的追赶空间和结构变化空间，建议新一届政府降低企业税负和融资成本，放松对行业管制，打破国有大企业垄断格局，大力推进利率市场化，促进公平市场竞争，尽快扭转企业投资的回报率过低和有效投资不足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