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高增长时代是否终结？3

　　增长动力可转移到内陆省份
我想提醒诺顿教授，为什么中国不能将增长动力从东部地区转移到内陆省份呢？那些地区拥有相对足够的劳动力，是能够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事实上，鉴于中国规模巨大，地区或省份之间差异之大超过了大多数的经济体，所以成本条件的改变不可能像日本那样猛烈，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会温和得多。
作为一种模式过渡的渠道，中国是有机会将经济引擎逐渐转移到内陆省份的，这是因为即使中国沿海地区面临非技能劳动力的短缺，中国在未来十年甚至十五年里仍然拥有数量可观的低技能劳动力。这些劳动力之所以不能够再像之前那样流向东部地区，是因为东部的那些制造业企业不再能够承受工资上涨的压力，它们自己是需要转移出东部地区的。
这些年，如果你在中国的内陆省份待过，你会发现中国的内陆省份的支付大量投资于公共基础设施，并努力接受来自东部地区的企业投资和工厂转移。不难理解，由此大多数内陆省份的GDP增长率这些年都超过了10%，而东部地区的增长有所回落。
所以，不同于小的经济体，中国自己拥有“雁阵机制”来缓冲新的成本条件的压力。这样的话，在两个增长阶段和模式之间出现转轨断裂几乎是不可能的。相反，中国可能通过将资本在地区间的再分配这样的过渡途径，来保持未来十年或二十年的持续高速增长。的确，中国的内地发展可能是增长模式平稳转型的天然渠道。

结构多样化以适应新的成本条件
从未来15~20年来看，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并不低，低速增长（5%或以下）的可能性极小。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还只有大约1万美元，不到美国的10%，仅为韩国的25%。即使未来10年整体上中国进入了上中等收入的阶段，中国内陆的地区之间依然有巨大的追赶空间。东部与中西部地区、沿海和内陆的人均资本存量与人均收入差距非常大。
图1-1 中国就业的部门比重
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来看，投资需求依然旺盛。这是因为，第一，农业和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至今依然偏大，向制造业和服务业转移的空间依然巨大（见图1-1）。以过去30年平均每年1%的速度来降低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中国也需要20年才能使其就业在部门间的分配比重变得接近大多数中高收入国家的均值；第二，中国的城市化率刚达到51%，未来要达到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还需要提高20个百分点，这还需要20年。
实现增长模式转型需要鼓励经济结构的多样化。中国经济需要适应新的成本条件，这可能要持续一段时间，结构的升级不可能瞬间发生。好的信号是，我们已经观察到劳动力和资本已经开始在地区之间发生快速流动了。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大批企业已向内地迁入。服务业在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势头非常好。
之前我已说明，中国经济是否可以成功地使经济结构多样化来适应新的成本条件至关重要。这意味着，结构转型将在未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轨道上继续发挥作用，不仅支撑平稳过渡，也将对未来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作出贡献。考虑到正在变化的条件，特别是高素质劳动力的快速增长以及经济结构的转型，我相信全要素生产率将在中国未来经济增长中扮演重要角色。
新的成本条件的出现是经济调整和结构变化的催化剂。向新的增长模式的转型依赖于产业在地区间的成功转换。正如现在的局面那样，结果20年的增长之后，增长引擎正在转移到投资需求日渐增长和劳动力丰富的内陆省份，有助于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变。
在一些像长三角和珠三角这样的经济发达的地区，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的成长正在发生。过去20年来在一些产业园区和高科技园区培育的创业型企业正在快速成长，并得到高素质人力资源储备的支持，这是很有希望的。它们将成为东部地区未来的增长点。生产性服务业和金融贸易正在取代制造业成为东部地区主要城市的经济流量。
与此同时，在产业升级换代和向新的增长阶段过渡中，外商直接投资（FDI）将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我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在成功保持了过去2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政府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限制看上去是在增加，甚至对外资的重要性的认识也有很大的改变。今天更多的人开始把外商直接投资看成是与我们争夺资源、市场和利润的对手，这实在是大错特错。我们过去在很多产业发展上的成功经验充分证明，向外资开放的产业，无论技术进步还是结构升级，都表现得更好而不是更差。我们对广东省和浙江省的研究也显示，在30年前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等极其相似的两个省，30年来两地产业结构升级的演变轨迹却出现很大不同。广东的表现好于浙江，而外资的参与程度是一个重要的解释。
中国需要通过不断进行改革来避免结构性问题的长期化，保持体制的灵活性以确保未来15~20年的高增长。在过去30年，中国的体制在适应变化的环境方面保持了具有足够的弹性，避免了重大外部震荡对中国经济的冲击。
今天，中国经济需要面对新的成本条件，向新的增长阶段转型，新一届政府需要致力于克服经济动态调整中的阻力，推进持续的经济改革进程。诺顿教授和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一致的。政府在这一点上做得好坏直接决定未来增长模式的转换能否平稳。
耶鲁大学的发展经济学家拉尼斯教授在十多年前重新评价东亚模式时说过，过去经济学家对于东亚经济成功的秘诀在于市场还是在于政府争论不休。其实，东亚经济可以总结的最成功的经验与教训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政策制定者如何能够使经济去适应变化了的环境，是否在私营经济增长并要求政策调整时能够成功作出变化。在经济的发展进程中，大概每十年就会有新的挑战出现，政府如何通过保持体制的灵活，以更好地迎合国内经济和私营部门的新的需求，对于顺利应对挑战而跨上新台阶至关重要。这句话对当下中国不也同样具有警示意义吗？

本文摘自《被误读的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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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中国经济，目前最大的误区就是：中国经济实力已达到最高极限，从此将一路下滑。中国经济增长的态势已从“爆炸性激增”变成“一无是处”。事实真是如此吗？著名经济学家张军在他的这本书中指出，中国经济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其实中国经济仍在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本书中张军理性思考改革的得失，指出很多人混淆了中长期的经济增长问题和短期的经济波动问题的重大差别，误用了只适合于分析短期经济波动的凯恩斯理论来分析中长期的经济增长问题。未来2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应该还是城市化和工业化，要达到中高收入国家水平，中国还有巨大的追赶空间和结构变化空间，建议新一届政府降低企业税负和融资成本，放松对行业管制，打破国有大企业垄断格局，大力推进利率市场化，促进公平市场竞争，尽快扭转企业投资的回报率过低和有效投资不足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