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高增长时代是否终结？2

　　新的成本条件正在形成
在过去的20年，中国经济的超高速增长（10.5%）是不争的事实。由于经济超高速的增长，正如诺顿教授提到的那样，我们今天发现原来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本条件和需求条件正在发生戏剧性的变化。
这些变化包括：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速度在显著放慢，工资在持续上升；教育的不断普及使得低技能劳动力的比重持续下降；工业用地的成本在大幅度上升；人民币持续升值，贸易摩擦也在加剧。
我们很容易发现，超高速增长带来的这些条件变化改变的其实是成本。所以我们不妨说一个新的成本条件正在形成。至于需求条件，似乎还找不到改变的证据。
事实上，未来维持高增长的需求条件并不是在恶化。这是因为，当前出口增速的急剧下滑只是暂时的，贸易摩擦加剧反映出中国出口的潜力和竞争优势依然巨大；随着工资收入的上涨和城市化的加快，国内的消费增长和消费升级只会加速而不会减速；进一步的城市化和工业化释放的投资需求还将维持起码15~20年。
既然这样，中国经济在未来是否还能维持高增长，主要取决于增长模式如何成功地来适应新的成本条件，也就是诺顿教授所说的，如何从原来的增长模式平稳转型到新的增长模式上来。很显然，新的增长模式如何能够适应新的成本条件，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新的成本条件是否能成功诱导出的新的增长模式，当然就是一个关键。
在两个增长模式的衔接问题上，我认为中国比日本有优势。日本之所以出现模式衔接上的问题，造成经济增长率的大幅度跳水，日本的规模太小自然是主因。第一，由于规模小，国内需求有限，日本经济的超高速增长长期严重依赖出口；第二，由于经济规模小，成本条件的改变来得就比较猛烈，对经济增长的打击自然就比较大。
1973年的石油危机和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日元的首次大幅度升值均造成日本的出口遭遇滑铁卢，日本国内市场狭小使得企业无法很好找到应对这些外部条件变化的缓冲地。再比如，日本经济学家的研究发现，刘易斯拐点出现于上世纪60年代中，这个时期正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半途。由于没有缓冲的余地，城乡劳动力流动的终结和工资上升的影响不仅来得快，而且影响特别大；工业用地成本的上涨也来得凶猛，对投资造成重创。
这些条件的变化迫使日本的企业不得不逃离日本以求生存，后来就演变成日本经济的“空洞化”现象。另外，日本国内的服务业过于封闭，受到政府的高度保护，也造成国内经济转型的困难。这是日本经济在面临成本条件改变时不能很好应对的主要原因。

本文摘自《被误读的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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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中国经济，目前最大的误区就是：中国经济实力已达到最高极限，从此将一路下滑。中国经济增长的态势已从“爆炸性激增”变成“一无是处”。事实真是如此吗？著名经济学家张军在他的这本书中指出，中国经济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其实中国经济仍在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本书中张军理性思考改革的得失，指出很多人混淆了中长期的经济增长问题和短期的经济波动问题的重大差别，误用了只适合于分析短期经济波动的凯恩斯理论来分析中长期的经济增长问题。未来2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应该还是城市化和工业化，要达到中高收入国家水平，中国还有巨大的追赶空间和结构变化空间，建议新一届政府降低企业税负和融资成本，放松对行业管制，打破国有大企业垄断格局，大力推进利率市场化，促进公平市场竞争，尽快扭转企业投资的回报率过低和有效投资不足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