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高增长时代是否终结？4

　　巴里•诺顿：中国，调整以适应高速增长阶段的终结
在美国作演讲时，每当谈及中国经济减速，我总是向听众强调，应当区分短期和长期经济减速的差别，短期和长期经济减速的本质是不同的。当下中国经济的短期减速是由于受到国内几个宏观经济因素的负面影响，以及欧洲经济下滑的拖累。而我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变化更感兴趣。其实，当我们关注中国经济短期下滑的同时，也会留意到中国经济超高速发展阶段正走向终结。

中国“超高速增长”阶段面临终结
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非常快，中国在2007年的经济体量是1978年的12.5倍。这一“超高速增长”（Hyper-Growth）是由这几个因素驱动的：20世纪90年代的成功改革；促进快速结构改变的大量投资；成功加入世贸组织；2008年之前强劲的全球经济增长。
中国并不是第一个经历“超高速增长”阶段的经济体。所谓“超高速增长”，是指经济不仅高速增长，而且保持持续性的高速增长，一般持续20年甚至25年。
历史上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台湾地区都经历过这样的发展阶段。的确，中国在“超高速增长”阶段，和历史上其他经历这一经济增长阶段的经济体相比，速度更快，持续的时间更长，但是根本上，中国的“超高速增长”阶段走向终结的模式会与其他经济体类似。
这些经历过“超高速增长”的经济体有一些共同点，比如在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上的投入都很高（政府、外资、私人企业都投入很高），汇率维持低水平且对出口商有优惠政策。
除了这些共同点之外，每个经济体也都有组织商业活动的不同方式。也就是说，每个经济体的策略都力图适应自己的制度。与此同时，也以不同的方式依赖外国商业和外国投资。
比如，在日本，企业集团（keiretsu）、经营多种业务的联合大企业、综合商社（sogo shosha，贸易公司）起主要作用，大公司数量较少，使得政府容易进行协调。而在中国台湾，由于存在有效竞争市场、灵活的合同关系环境，小型企业扮演主要角色，大公司出现较晚，也更为专业。韩国的大财团（chaebol）类似于日本的企业集团，不过最后在核心业务上变得更专业。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先发展沿海城市，允许来自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公司将产地转移到内地。“双轨制”模式下，大的国有公司、小型私人公司以及外资公司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图1-2中可以了解经历过“超高速增长”阶段的几个经济体GDP增长率的变化。红色线条代表日本GDP增长率，1950年~1973年，日本有些年份的经济增长率大约为10.4%，几乎和中国在“超高速增长”阶段GDP的增速一样。但是1973年，日本的GDP增长率降至5%左右，这个转折点之后，日本GDP增长率再也没能高于6%。

本文摘自《被误读的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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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中国经济，目前最大的误区就是：中国经济实力已达到最高极限，从此将一路下滑。中国经济增长的态势已从“爆炸性激增”变成“一无是处”。事实真是如此吗？著名经济学家张军在他的这本书中指出，中国经济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其实中国经济仍在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本书中张军理性思考改革的得失，指出很多人混淆了中长期的经济增长问题和短期的经济波动问题的重大差别，误用了只适合于分析短期经济波动的凯恩斯理论来分析中长期的经济增长问题。未来2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应该还是城市化和工业化，要达到中高收入国家水平，中国还有巨大的追赶空间和结构变化空间，建议新一届政府降低企业税负和融资成本，放松对行业管制，打破国有大企业垄断格局，大力推进利率市场化，促进公平市场竞争，尽快扭转企业投资的回报率过低和有效投资不足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