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高增长时代是否终结？6

　　中国向“适度增长”的转变艰难
如果我们将曾有过高速增长的经济体的经验应用到中国，我们应该期待发现，外部因素导致中国“超高速增长”的终结，但是我认为外部因素不足以解释中国何以转向低速度增长阶段。
所有的“超高速增长”阶段最终都会结束。而中国的“超高速增长”阶段的结束，会由劳动力供给条件的改变带来——中国将不再是一个“劳动力过剩”的国家。
中国的劳动力供给情况正在发生变化。虽然劳动力投入的变化，不能够充分解释增长模式的转变，不过可以料想到中国在劳动力供给方面的变化将是巨大的，因为几个因素的改变同时发生：第一，新增劳动人口数量下降；第二，城市化速度放缓；第三，劳动供给结构发生变化，劳动力受教育情况不同往日，接受高等教育者占比显著上升；第四，未来退休人口数量将急速上升，出现老龄化现象。这些改变已然发生，并且只会加速。
图1-3 中国2010年的人口年龄金字塔
图1-3是中国2010年人口年龄金字塔图。2000年~2010年，劳动力的增长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因素之一。观察图1-3可以发现，因为中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出生率下降，20岁以下年龄组的人口规模，比20~50岁年龄组的人口规模要小得多。也就是说，中国的年轻劳动力已经开始减少，而很多劳动力开始进入退休年龄阶段。对于结束“超高速增长”模式，转向新增长模式的国家而言，这个变化是一个转折点。

我的想法是，中国经济要经历的改变，会更加艰难。中国劳动力的供求情况，尤其要注意中国无技能劳动力规模下降（并非没有之前规模增速快，而是已然开始收缩），而有技能的劳动力规模却在以非常快的速度增长。从长期来看，这是好事。但是，这也要求经济体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适应这种变化。
中国劳动市场的变化，会产生诸多影响。对出口商来说，就是持续增加了成本压力。一方面，出口商将面临提高薪资、改善工作条件、提供更好福利的压力；另一方面，也还有其他成本压力，如在可预见的将来，出口商要面对更高的信贷成本和人民币适度升值。
众所周知，过去10年，中国经济增长是由出口、高投资驱动。特别是在2007年，中国经济的增速是14.2%，其中2.5%归功于净出口，而另外6.1%的增长来自投资。
我从这些事实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超高速增长”的终结和向新的增长模式的转型会更加艰难，会发生相伴而来的原来模式的瓦解、经济衰退、危机，经历过这种转变的经济体都有过类似的经历。
也许，从“超高速增长”到“适度增长”（Moderate-Growth）转型之所以如此困难，原因之一是，这两种不同的增长模式，依赖不同的经济增长要素内部关系。我们可以把这两种不同的增长模式，看作两个不同的良性循环圈（virtuous cycles）。
“超高速增长”阶段的特征包括：高净出口额、快速的收入增长、高储蓄、高投资，以及向上游部门投入大量资本。这些要素充分反映了处在这一经济增长阶段的经济体具有的特点，当然，也可以用来描述中国的情况。
中国的经济正在发生变化，如投资虽然有增长，但是和过去10年相比下降了。也许中国的这种循环圈开始变得脆弱，也许某种意义上，这种循环圈的瓦解，能解释为何高速增长的终结引人注目。
“适度增长”阶段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良性循环圈，包括的要素有：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劳动力、更高的家庭收入、快速内需增长、多样化的商业模式、本土创新不断涌现。
问题在于，这两种模式之间缺乏一种自然渐进的过渡途径。有的时候，需要危机来打破之前“超高速增长”的循环圈，进入另一种“适度增长”循环圈。

本文摘自《被误读的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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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中国经济，目前最大的误区就是：中国经济实力已达到最高极限，从此将一路下滑。中国经济增长的态势已从“爆炸性激增”变成“一无是处”。事实真是如此吗？著名经济学家张军在他的这本书中指出，中国经济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其实中国经济仍在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本书中张军理性思考改革的得失，指出很多人混淆了中长期的经济增长问题和短期的经济波动问题的重大差别，误用了只适合于分析短期经济波动的凯恩斯理论来分析中长期的经济增长问题。未来2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应该还是城市化和工业化，要达到中高收入国家水平，中国还有巨大的追赶空间和结构变化空间，建议新一届政府降低企业税负和融资成本，放松对行业管制，打破国有大企业垄断格局，大力推进利率市场化，促进公平市场竞争，尽快扭转企业投资的回报率过低和有效投资不足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