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苏伊士运河：凝聚与分裂(1)

　　苏伊士运河所凝聚起来的，也因为它而分裂。

　　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欧、亚两洲之间的距离一下子缩短了。运河开通三个月后，伦敦、孟买间的航运成本下降了30％；这条运河的开通，再加上轮船的广泛使用，在十年间，马赛到上海的航程由110天缩减为37天。人员、产品的流动和观念的变动速度是前所未有的。

　　苏伊士运河对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影响最大，该群岛是哥伦布时代所谓的“香料群岛”，也就是今天的印尼。很多欧洲人自信地预言，随着苏伊士运河的开通，该殖民地与欧洲的关系日趋紧密，西方人的习俗终将取代当地的习俗；西方文化在群岛上普及后，群岛上的马来人、印度人、华人等，也将对西方文化产生认同，并形成欧洲化的社会，当然唯欧洲人马首是瞻。但实际上，苏伊士运河所发挥的作用与此背道而驰。到了20世纪初，印尼表面上统一，但内部因阶级、种族、宗教差异而严重分裂，荷兰的控制开始松动，同时亚洲内部人民间出现敌对情绪，这种情绪至今无法消除。

　　苏伊士运河开通后一年（1870年），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收到了第一份电报。1872年，荷兰人鼓励其他欧洲人投资这块殖民地，原本人烟稀疏的外岛出现了大量烟草田、咖啡园、可可园、橡胶园，不久后这里发现了锡矿区和油井。1873年，为保住最珍贵的外岛苏门答腊，荷兰人和当地的亚齐人发生了长达30年的战争。最终，荷兰扩大了殖民地范围，确立了日后印尼独立时的版图。这片殖民地出现一种新的企业，这种企业有别于先前的殖民体制，更类似于现代的农业综合经营体制。

　　1870年之前，东印度群岛的出口商品大部分产自爪哇，而且几乎都由农民生产。为便于统治爪哇，荷兰人曾支持当地的传统生活方式。农民一辈子待在村落，自给自足，受思想传统的土邦主和村长统治；另外，他们还需要服徭役种植甘蔗等经济作物（一般用来生产糖等出口商品）。徭役根据土邦主所辖土地、人民的数量分配。但现在，国际贸易的扩大，使荷兰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而不是当地的传统来经营殖民地。法国人、英国人排干湄公河、伊洛瓦底江三角洲，不久后从英国的科芬特里（Coventry）到中国广东，都可吃到南越、缅甸的大米。东印度群岛的劳工一旦可以吃到进口大米，欧洲人立刻将这些外岛开辟为大型种植园，不再生产粮食，只生产出口作物。种植园需要大量人手，为维持廉价工资，欧洲人从人口稠密的中国、印度、爪哇引进大量“苦力”。有钱的华人跟着迁移过来，经营粮食零售、典当、鸦片等生意；拥有种植园的欧洲人地位最高，处于这个移民社会的最顶层。欧洲人原来扶植的土邦主和村长，这时被打入冷宫，其角色被较“现代”的行政人员（工头、收债人、法官、警察、私人警卫）取代。即使在爪哇，出口也由于大米进口量日增而趋于专业化，更多农民被直接带入现代经济。

　　但苏伊士运河所凝聚起来的，也因该运河而分开（部分原因是它改变了欧洲人生活、统治的方式）。由于很容易就可以得到家乡的产品（甚至冰！）和消息，新一波欧洲人来到东印度群岛。他们被称做trekker（短期侨居者），以有别于先前来此的blijver（长久侨居者）。他们只把东印度群岛当做工作中的一个地点，最终还是要回到欧洲。侨居当地时，他们过着和家乡一样的生活。新一拨来此的欧洲人带妻子同行；先前的长久侨居者则娶当地女人为妻，以通过姻亲关系打进当地上层社会。新一拨欧洲人不愿与当地人直接往来，大部分不愿学马来语。数百年来，马来语在从苏门答腊到吕宋的广大地区间，一直充当贸易语言，直到欧洲人到来。许多未婚的短期侨居者，非常瞧不起当地的“土著”，所以常常和日本女人同居（在那个种族歧视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毫不避讳的年代，日本女人被认为是“较高等级的亚洲人”）。欧、亚洲人婚生的混血儿，先前还被认为和欧洲人地位差不多，现在成为比“纯种”欧洲人低一级的另一个阶层；因此，很多混血儿否认自己的亚裔血统，极力甩掉“东印度群岛”的痕迹。

　　别的侨居民族也开始形成一个生活圈，排斥异族。新一拨华人移民也发现，与家乡保持联系，比以前要容易得多；继欧洲人之后，他们也开辟出纯华人的聚居区，建立强调中华文化传统的学校，创办只有华人可以加入的贸易组织和民间团体。华人上有地位更高的欧洲人鄙视，下有地位较低的马来人敌视（华人掌控了放贷、税款包收、毒品买卖，自然引来马来人敌视），在这种处境下，他们创立了东印度岛群最早一批“民族主义”组织，但他们所心系的国家是中国。这些组织早期的活动包括为祖国的政治运动（包括1911年推翻清朝的革命）募款，要求殖民当局给予华人等同“欧洲人”的地位——殖民当局早就给予了日本人等同“欧洲人”的地位。

本文摘自《贸易打造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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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贸易常常给全球化和商品化带来无法预测的后果，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发展、突变，新观念革命都与贸易相关。贸易将世界各地的不同民族、不同文明的人联结在一起，贸易促成了全球化，贸易改变了各地的自然世界、社会世界。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贸易打造了今日的世界格局。
　　本书从市场准则的形成、运输手段所开启的观念革命、致瘾性食品的经济文化、暴力经济学等七个主题讲述世界经济创造中的盛衰消长，以及五百年的全球化积累下，21世纪的人们必须面对的严重问题。
　　本书给我们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建基于1400年以来的全球贸易体系的世界观。书中对什么时候由商人发动战争效率最高、贸易如何使鸟粪变成黄金、拥有最大舰船的明朝为什么未能赢得海上霸权、华尔街如何使美国的金融霸业落空等问题，都提供了别具洞见的答案。
　　如果不是为了赶时髦，喊喊全球化的口号，那就需要一套更复杂、也更具历史包容力的世界观来重新理解全球化这件事情。彭慕兰教授的这本书是无法、也不该被错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