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应试教育外补充一套素质教育体系(1)

　　主持人：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问题，在很多人看来是一对矛盾，而且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教师，尤其是中小学教师。于丹老师您觉得应试教育的弊端到底是什么？

　　于丹：其实应试教育，我们作为老师认为它是有弊端的，但是它非有不可。应试也是我们这个社会公平的一道门槛。如果没有考试的话，我们怎么完成人才的选拔？

　　其实高考制度的恢复到今天这30年来，有多少人在这个制度中一步一步地走上来，而不是凭借自己的门户、家庭背景，在社会上去谋求一个好的位置。应该说应试教育、考试制度本身没有错，但是如果我们的教育只有应试教育，那它就太狭隘了。就是说它不完备。但你并不能说它就是荒唐，要被否定。在我看来，我们到大学的时候再谈素质教育已经晚了，应该从小学开始，在应试教育之外补充一套素质教育的系统。今天的孩子还有一个以前没有的难题，就是独生子女的问题。像龙先生刚才说过去都是五六个孩子一块儿长大，他懂得什么呢？他懂得分享。因为大家都很贫乏，他要公平，一个馒头可能得分六瓣。但是现在的孩子，东西放在那儿他都不一定去看。独生子女的心态走到社会以后，会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所以现在我们应该有素质教育的一套体系，而不仅仅说哪个老师有这种意识地做一点事情。它不应该是自发的，而应该是制度保障的补充体系。

　　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我认为小学、中学、大学可以补充三块不同的教育。小学应该补充公益教育。就是说孩子从小应该出去做义工，不是简单地做值日，而是真正像上课那样，比如说每周拿出两个半天去敬老院、去公园修剪苗圃、去帮助弱势群体。每个星期两个半天的时间让他去。你说现在小孩子学业紧张，拿不出时间，那体育课他为什么照样上？音乐课、美术课为什么照样上？在我看来，义工课和这些课程同等重要，让他懂得从小要为他人做事，懂得付出努力时得到的那种快乐，比别人替你服务的快乐要大得多。因为你的主体是有用的，由于你给别人带来快乐，你的人格得到一种自足。所以我认为，小孩子的公益教育，是让金字塔塔顶上的那个小皇帝学会对社会的认同和融入，是自己先走出去。

　　然后到了中学这六年，应该加强成长教育，或者说得再苛刻一点，就叫挫折教育。现在的孩子没挫折，父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这么多人，挫折都给他扛着呢，生怕他受挫折。但是没挫折，他以后怎么独立成人呢？我们孩子的心理断乳期在大大地后延，不仅说他在职业岗位上怎么样跟人打交道出问题，他就是谈恋爱成家都有问题。小两口都自我中心惯了，觉得你为什么不像我妈那么惯着我，为什么不像我爸那么让着我，这样的家庭可怎么相处啊？没有挫折。实际上中学这几年，我们应该大量地加入心理学的课程。现在大家都知道，那种拓展训练是可以完成一种外在的训练的。其实我们现在这个教育体系中过多地倚重了道德戒勉而忽略了心理科学，你老鼓励他社会行为规范、道德可以救赎一切。很多时候更需要这种人格和心理上的训练，实验式的这种提升，让他看到自己是谁。

　　龙永图：从内心接受这种东西。

　　于丹：也就是人格上面的训练。所以我觉得在中学六年，应该不断设置在每一个坎上的挫折教育。这个中间应该分学段，比如说专门用两三个月让他们在外面做社会实践、实习，跟人打交道，这些事情都是可以做的。

　　在大学阶段真正应该补充的一个教育体系是职业教育。现在大学里面有很多分数很好的专业尖子，但是走到社会岗位上不合格，为什么呢？他没有职业角色感，他认为我就学习好就行了，你们大家都要配合我，他不知道爱岗敬业，尊敬他人，团队合作。中国古人讲“和而不同”，你可以不同意别人见解，但是你要合作，你要配合，你要有一个职业岗位。我们现在可能只有外企拿出来一个job discription，我们现在很多岗位没有，大家都是摸索着去了以后该做什么。所以有些孩子就很反感说，一个机关为什么我去了就先得打水、我就得擦桌子？实际上这都是一种态度，我们大学培养出来的应该是和社会能够对接的、合格的职业化产品。当然有人在读研究生、博士生，那是他的深造，但是作为大学本科教育，应该把本科看作职业的出口。

　　所以我认为呢小学的公益教育是教一个孩子从唯我独尊的状态下投放出去，融入社会；然后中学的挫折教育呢是从公众中自我提升、回归人格做到个人反省；到大学的职业教育，是把这个提升自省后的自己再度投放出去，成为一个社会的可用之材，所以应试本身没有错，但如果我们能把素质教育作为一个体系匹配在三个阶段，保障他这样的一种成长，我想状态应该会好一点。

本文摘自《与龙永图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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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永图与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凤凰卫视集团董事局主席刘长乐、阳光媒体集团主席杨澜、《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哈佛大学教授丘成桐、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等中国文化界名流展开思想碰撞，畅谈正在崛起的中国文化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