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先生”，不是“教授”(1)

　　文/张光奇

　　提到易中天这个名字，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他的“粉丝”下到八岁，上到八十八岁，既有学界泰斗，也有路边卖水果的。他是一名教授，却不喜欢别人称呼他为教授，而更喜欢被人称作先生。他也是一位明星，他的出现引发了全民性的“历史热”，打破了以往只有演艺界人士才能成为明星的先例，甚至形成了为学界所关注的“易中天现象”。名声来得如此之快，争议也铺天盖地，面对这一切，易中天是怎样应对的？生活中的易先生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记者：现在可以说提到易先生就会想到“三国”，想到《 百家讲坛 》，可是我听说你之前想品的是“水浒”而不是“三国”，有这么回事吗？

　　易中天：对。我觉得“水浒”简单啊！但是《 百家讲坛 》说还是品“三国”吧。

　　记者：今年二月你又要重回《 百家讲坛 》，与第一次进入《 百家讲坛 》相比，心情有什么不同？

　　易中天：第一次进去是傻乎乎的，觉得不就是换个地方上课吗？进去之后发现，不是换个地方上课，那完全是另外一个行当。首先，在课堂上，学生是有任务的。他有目的，有任务，要做作业，要考试，要拿学分，他很明确。第二个，学生基本是整齐的，本科生就是本科生，研究生就是研究生，他们经过考试进来，前面的知识准备、基本水平和素质都差不太多，但是不能说没有差别，对吧？第三个，在教室里上课，它是在一个特定的场所，哪怕是不在教室，比如说在办公室上课，它也是一个场，它很集中。

　　电视观众是什么人呢？首先他没任务，他凭什么要看你？你不能要求他看，不能强迫他看，对不对？第二个，他水平是不整齐的，你看我现在的观众，已经知道年纪最小的八岁，最大的八十多岁，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都有。所以你要照顾到方方面面，你要让观众既能看到热闹也能看到门道，你得抓到最根本的东西，最普遍性的东西。不然，观众是松散的，他在自己家里面，手上拿个遥控器，有一搭没一搭，三分钟你抓不住他，他换台了。在电视上讲这些东西和在学校里面讲，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工种，两个不同的行当。

　　记者：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呢？

　　易中天：在电视上讲，必须把观众放在第一位。观众至上，没有价可讲。必须站在观众的立场上。

　　记者：那今年二月份回《 百家讲坛 》，和上一次去有什么具体的不同？

　　易中天：这回就知道了《 百家讲坛 》是怎么回事了，电视节目是怎么回事了，在电视上进行文化传播又是怎么回事了。由不自觉到自觉，所以这次跟上次的做法也就不一样。上次是摸着石头过河，过着过着又调整，一边写着稿子一边调整，有时候可能还要返工重录。可是这次不一样，我这次整个节目的框架已经全部构思好了，三十六集，六个部分，每个部分六集，还是关于中华文化的内容，但是不讲历史了。

　　记者：今后还有品“水浒”的打算吗？

　　易中天：没有。

　　记者：说到观众，我记得你在一个访谈中说过，说有一天观众要求你下课，你一定下课。但是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太小了，如果观众一直喜欢下去，你会讲到什么时候？对未来有什么打算吗？

　　易中天：观众要我别讲了我一定不讲，但讲到什么时候还不知道。我们这是摸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谁知道观众哪天他不看了呢？这是没有把握的事情，对不对？

　　记者：在《 百家讲坛 》中也好，在访谈中也好，你曾多次提到过一位史学大师吕思勉先生，你是不是比较推崇这位先生呢？另外我觉得你们二位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说吕先生曾经写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白话文通史，而你又是第一个在电视上用生动现代的语言把历史还原的人，是不是这种相似让你有一种惺惺相惜之感呢？

　　易中天：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吕先生确实是对东汉、三国史有着很深研究的人。他不人云亦云，有自己的见解。而且他一再强调，我们读书的时候，不要完全相信书本上的知识，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嘛，要经过自己的考虑。尤其是三国这段历史，因为这一时期本身史料残缺，而且由于当时的历史状况，有三个国家的记载，有些地方自然就是矛盾的。比方说马谡的下场，在《 三国志 》同一个作者，同一本书，却有三种说法：一个是被诸葛亮杀了，一个是病死了，还有一个是跑了。所以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就必须得有自己的判断和研究。你要先把它读通，然后全盘地进行比较，最后得出结论。当然吕先生的结论我也不是完全同意。人家都说我讲三国的时候偏袒曹操，可你要说偏袒曹操的话，他可比我偏袒得厉害多了。他有一篇文章就叫《 为魏武辩诬 》，全盘推翻了对曹操的批判，就连当年曹操屠徐州他都给辩了，他说是黄?军干的。而我还是比较公平的。

本文摘自《与龙永图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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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永图与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凤凰卫视集团董事局主席刘长乐、阳光媒体集团主席杨澜、《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哈佛大学教授丘成桐、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等中国文化界名流展开思想碰撞，畅谈正在崛起的中国文化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