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应该与经济风雨同舟(1)

　　主持人：看来文化对经济的影响确实非常大，到底有多大呢？

　　余秋雨：那些晋商，乔家大院和其他好多大院的晋商，他们非常了不起，他们当时为整个明朝和清朝在边防的运输上起了极大的作用。就是贸易方式上来讲，他们也成了银行家，我说是中国所有银行家的乡下外祖父。但是他们原来的道义文化不足以支撑货币流通的这个经济规模，他们原来就是一个农村的道义文化，所以直到最后有好多问题就分不清楚了。他不知道现代经济学的观念，比如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总经理和董事长到底谁大？他们就闹得不得了，永远搞不清楚。这时候照理应该有文化局帮助他们，应该有经济学家帮助他们，但是没有。

　　龙永图：用一句标准的话讲，叫要用“制度文化”来规范他们。

　　余秋雨：在制度文化之前还需要一个文化，首先要肯定他们。在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明代的时候，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也有一群农民银行家诞生了。但是他们造就了文艺复兴。那个家族叫美迪奇家族，一个非常豪华的家族，他们有钱，他们发现了达R26;芬奇，他们把十三岁的米开朗基罗拉到自己的学校里来读书。文艺复兴就是有一批企业家在资助着，否则你说那些文艺复兴的大师怎么可能自己花几年造座教堂？几十年甚至几百年造教堂是很麻烦的。还有那个米开朗基罗，他要搞一个大卫的雕塑，也需要很多钱，需要场地，都需要企业家资助。企业家也在这样的文化当中找到了自己的文化责任。所以欧洲就有了后面一系列的进步。

　　龙永图：因为什么，我觉得我们在谈论文化的时候实际上和经济有很多的关联。

　　余秋雨：所以我当时就写了一篇文章叫《 抱愧山西 》，说中国文人整天在想着我们的朝廷什么时候能兴旺起来，没想到从他们窗口走过的经商的骆驼队，有可能给中国带来新的希望，他们完全不屑一顾。这是中国文化的失职。

　　龙永图：轻商。

　　主持人：没有去肯定他们。

　　余秋雨：就是完全没关顾他们，让这些农民自己去想，他们想出来的理想就是一个地主宅院，所以完全不能应对二十世纪初出现的全世界的金融文化，他们完全没法应对。我们又不能不为文化，也为他们深深地一叹，就是没有文化理念的商人和农民将会走到死胡同，不介入社会改革的那些文化同时也将走到死胡同，都走到死胡同里去了。

　　龙永图：我们觉得在打造中国软实力的时候，文化应该起非常重要的作用。你像为什么这几年在国外建立的孔子学院越来越多，有那么多人开始学中文。其实并不是我们中国人刻意地要求人家外国人学中文。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经济发达了，很多人都了解到，只要学会了中文，他们可以到中国找到一份好的工作，在国外也可以找到一份和中国投资贸易有关系的工作。所以学中文是和中国的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的。后来我看了一篇文章，是美国的一个教育部长说的：“学中文符合美国利益。”美国说话老是用符合它自己利益的这一条。他说：“学中文可以帮助我们开发美国人的大脑和智慧。”我还看到BBC的一篇文章说，讲中文同时要用两个大脑，讲英文只用其中一个大脑就可以了，所以对开发美国人和西方人的智慧，开发他们的大脑和思维有好处。我当然不知道这个有多大的科学性，但是他们确实相信这一点。所以现在很多的外国人都在学中文，孔子学院发展得很快，学中文在全世界也确实形成了热潮。对中文的热衷实际上就是国家软实力间接的一种体现。

　　余秋雨：所以我最近这几年反复到处传播，当时的长安是怎么样过日子的。长安真是很宽容，这个宽容造就了中国人的千年心态。尽管有的时候也很极端，但是我们有过一个长安，这个长安心态用一种非常复杂的隔代遗传的方式沉淀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所以中国人总体上说起来，尽管有的时候公德上不太注意，但是基本上比较大气。

　　当时罗马东西两个帝国，罗马在七八世纪五万人左右的时候，长安一百万人。这里边你知道有多少外国人？外国人比例非常高，七十几个外交使团，三万个留学生。长安的人穿的是波斯的服装，吃的是阿拉伯的面食，用的是罗马的医术，看的是印度的杂技，然后建筑风格最豪华的是拜占庭的建筑风格。而且一批长安人里面比较有钱的还开始用黑人做仆人。这就是长安啊，公元七世纪、八世纪、九世纪。更惊人的是什么样的宗教都可以在那儿存活，在波斯，最早他们有摩尼教，后来被拜火教消灭了，拜火教后来又被伊斯兰教消灭了，但是这三个宗教在长安都存活都很好，它们的关系也很好。所以我有一篇文章讲到，一个伟大的都市，不完全看它接待了多少高贵的客人，还要看它接待了多少精神流浪者。而且让他们在那儿可以和平共处。这非常了不得。长安是一种非常好的中华文化的文化模式。

本文摘自《与龙永图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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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永图与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凤凰卫视集团董事局主席刘长乐、阳光媒体集团主席杨澜、《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哈佛大学教授丘成桐、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等中国文化界名流展开思想碰撞，畅谈正在崛起的中国文化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