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文化独行者的平凡生活(2)

　　余秋雨：是的，我在博客中多次谈到“阅读艰辛”，现在已经是十六次谈阅读艰辛了。在我上学读书的时候，想找一本课外读物还是十分艰难的一件事情。镇上没有书店，只有举行庙会时，某个小摊子上有几个很小的戏曲唱本在卖，很便宜，人民币五分钱一本，但这不适合小孩读。我们小学有一个图书馆，有几十本童话和民间故事，十分诱人。但几十本书怎么能应付得了几百名学生呢？老师想出了一个好办法，用一百字的毛笔小楷换一本书的资格。这就拦住了不少家务繁忙，比如需要喂羊、割草、带领弟妹的学生和顽皮贪玩的学生，也有一些学生嫌自己的字太难看，不敢拿出来换书。这样一来，借书的压力减少了，而书写毛笔字的学生却多了起来。我的毛笔字，就是在那时打下的根基。以书写换阅读，把语文课的两个项目同时提高了，出这个主意的老师真是聪明。我正是用晨昏的笔墨，换取了享受《 安徒生童话 》、《 格林童话 》、《 伊索寓言 》的权利。直到今天，我读任何一本书都非常恭敬，那是从小养成的习惯。而且，也正是因为这种以书写换阅读的方式，使我的很多同学虽然小学毕业就没再上学，但是毛笔字都写得很好，这都是那时候打下的基础。

　　记者：据我所知，您中学时代就开始在上海求学了。来到这座大城市里，阅读应该是方便很多了吧？

　　余秋雨：也不是。到上海考上了中学，图书馆确实不小，但每天借书都排长队。当时的图书馆不开架，我们先要翻目录，然后把想借的书写在纸上给管理员。十次有九次说，借出去了。排了那么长的队总是空手而回，非常沮丧。因此，我看上了社会上的图书馆。先到静安区图书馆申请了一张借书证，但与中学图书馆一样，目录上的书都“借出去了”。我便到二楼翻阅杂志，终于在那里发现了天堂。杂志是不准借的，只能坐在那里看。我总是晚上才去，九点半关门后，步行回家。路上三十分钟，回忆着刚才所看的杂志内容，很快就到家了。我还是想借阅一本本完整的书，而不是光看杂志，因此到处打听，终于知道有一个上海青年宫图书馆，借书比较方便，就立即去申请了一张借书证。青年宫在江西中路200号，快到外滩了。当时正值困难时期，每天饿着肚子。我在晚饭后要步行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青年宫，走到一半就饥火烧肠，但我还要走完一条江宁路，折东走南京西路，等走完南京西路，穿过西藏路再走南京东路，在南京东路快走完的时候，在江西路折南，走一段，穿过九江路，才到青年宫，图书馆在三楼。我知道当我到达时，离图书馆关门已经不到一小时了。青年图书馆也不容易把书借出，只能在那里看，但与静安区图书馆不同，可以借出一本本书看，而不全是杂志了。不到一小时的时间，等到一本书借出，往往已耗掉一二十分钟，剩下半小时能读几页？但是，就是为了这几页，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子，每天忍着饥饿走一个多小时去看，看完再走一个多小时回家。那时候晚上去图书馆就是每天最崇高的愿望，当时没有远大理想，就是很单纯的愿望，是对文化的兴趣，对文化强烈的愿望。一步步，纯粹为了书。这个情景，现在想来，还是自己为自己感动。

　　记者：您刚才提到小学时候以书写换阅读，知道这个办法是哪位老师想出来的吗？

　　余秋雨：这我就不知道了，应该是校长吧，当时就是觉得想出这个办法的老师太聪明了。

　　记者：谈到老师，您认为对您影响最大的老师是哪位呢？

　　余秋雨：有两位。一位是我的小学老师何老师。

　　记者：就是何杏菊老师？

　　余秋雨：对，对，太感谢你了，你还把我老师的名字都记住了，我都忽视了。那是我在拆读堆积如山的读者来信中，看到从杭州寄来的一张剪报，上面有一篇文章，题目是《 五十年前我是余秋雨的班主任 》。我大喜过望，因为那篇文章的记者遇到了我一直在寻找的何老师。但是，那篇文章并没有何老师的地址、单位，那张报纸也不知是属于哪个系统的，因此我派出在浙江的朋友想法寻找。后来，通过很多在杭州的同学和朋友的帮助，终于找到了。我为什么一直想寻找何老师，因为她是我真正的启蒙老师。我是四岁那年到当时的浙江余姚小桥头小学读书的。到何老师来接我们班，我已经六岁了。她教了我一年。当时我虽然已经认识了很多字，但刚刚开始产生正式上学的感觉，因此对她的记忆特别深。她当时自己才小学毕业，来教我们。如果按照现在的要求和规定，她是不合教师资格的。她教了我什么，已经忘记了，但正是她，从起点上告诉我，读书写字是天底下最快乐的事情。这种快乐感，一直贯穿在我的生命之中，直到今天。因此，我多次下决心要找到她。但她在教过我们之后，也去上初中了，再也没有回过我的家乡。上次我见到她，彼此高兴极了。她早就在报刊电视上关注我，但像很多朴实的老师一样，不想以学生的成绩为自己增添什么。那天在何老师杭州的家里，我反复地说着乡间小学的生活对我一生的重要性。何老师当然是很谦虚，不断说：“我当时教得太浅了，太浅了！”

本文摘自《与龙永图论道》

---

　　 龙永图与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凤凰卫视集团董事局主席刘长乐、阳光媒体集团主席杨澜、《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哈佛大学教授丘成桐、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等中国文化界名流展开思想碰撞，畅谈正在崛起的中国文化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