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文化独行者的平凡生活(3)

　　记者：那您口中的另一位老师呢？

　　余秋雨：在杭州城里，还住着我最后的一位老师，就是大学毕业前的盛老师。盛老师在“文革”最艰难的岁月，把我接到离我家乡很近的奉化，在一座半山腰的13平米的破楼里避难。我在那里有幸找到了蒋介石的一些藏书，因为在山上没有东西吃，只能隔一段时间到山下去买些压缩饼干，就这样忍饥挨饿读了很多经典的中国古典作品，而且还有一些是英文原著。我的英文又不是特别好，所以很多时候遇到有点难度的单词，就需要一个一个查词典，也正是这样，作品里的每一句话都记得特别深刻。当我离开那座山的时候，“文革”已经结束，而我已经拥有较厚实的中国古典文化修养，那时候读的书对造就现在的知识结构作用很大。

　　记者：当时就是依靠那些精神食粮来充饥啊。怎么会有那么强烈的读书阅读的愿望呢，这种动力来源于什么？

　　余秋雨：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动力和目标，就好比你走进一个山谷，刚走进去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里面有多么美丽，也没想过要在那里面待多久；但是一旦走进去，你发现了无限的美丽风景，就会不知不觉地越走越远。就这么简单和单纯。

　　国外考察：无数次死里逃生

　　记者：对您来说，两位生命中最重要的老师都在杭州。作为一个文化旅行家，在很多的城市都留下了您的足迹，您认为哪座城市给您留下的印象最深刻，或者说对您最重要？

　　余秋雨：刚才你不是都说出答案了吗？杭州。一来，杭州很美。二来，对我而言，两个最重要的老师都生活在杭州。

　　记者：除了国内的城市，国外的呢？

　　余秋雨：冰岛的首都雷克雅未克算一个吧。那是在国外考察的日子，我们经常被困在大冰雪地里，真的是饥寒交迫，随时都有可能变成冰人。但幸运的是经常在我们都快绝望的时候，又在白雪皑皑中看到一个黑点，好像是有人来救我们了，就是这样在生与死的边缘徘徊、往复。有时候实在是饥饿难耐，就去敲人家的房门，其实也不知道是不是人家，不知道住没住人，也就是抱有一线希望去敲门吧，希望有人能给我们提供食物，让我们暖和一下。有时候敲开了一户人家，半夜三更的，主人全家起来给我们做食物，我们就给他们很少的一点钱，那种经历真的叫人难忘。

　　当然，中东无疑也在此列。当时我们在恐怖分子的聚居地区前行，不知道明天在哪里住宿，不知道明天在哪里吃饭，什么都不知道。而且我们是自己驾车前往的，每到一个国家就需要换牌照，可是那些国家的办事效率很低的，一个牌照通常要十天半个月才能拿到，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是无照驾驶，这样随时会被抓起来，更何况是在恐怖分子聚居的地区，可以想象当时的举步维艰。中间我们有一段时间失踪了，那是全世界都知道的消息。我的妻子知道后，在家里也是急得要疯了似的，整天也是披头散发的，担心得不得了。最后我们完成这次探险考察的时候，在埃及金字塔下，那里的人们都来送别，高呼“欢送东方英雄”。

　　［背景］

　　在千年之交，余秋雨跟随凤凰卫视前往中东做一个名为《 千禧之旅 》的节目，这支“千禧之旅”越野车队前后历时好几个月，跋涉四万公里。开始的时候，妻子马兰一直陪着他，后来由于当地局势不稳，到了约旦的培特拉，马兰不得不回国。回忆当时的情形，马兰说：“分手的时候，车上的许多人都在哭，包括许多彪形大汉。但我没有哭。可是车开的时候，扬起的灰尘中，我看到余秋雨手扶在车窗上，车窗留下一个很深的手印。我就突然在想：如果这辈子这张脸还能活生生回到我眼前的话，我这一生也算是没有白过！”在那次“千禧之旅”中，因为工作需要，很多随行人员都提前回国，而余秋雨是考察队伍中为数不多的几个一直坚持到最后的成员之一，他也因此成为目前世界上唯一贴地穿越数万公里危险地区的人文学科教授，也是9R26;11事件之前最早向文明世界报告恐怖主义控制区域实际状况的学者。

　　人生感悟：善良、快乐、健康

　　记者：有一句话叫“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总有一位不平凡的女人”，您能谈谈您的这位不平凡的女人吗？最初是如何相识的？

　　余秋雨：我们相识是很方便的，因为我是研究戏剧文学的，马兰则是一位很好的戏剧表演艺术家，我们同在戏剧这个行业里。

本文摘自《与龙永图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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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永图与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凤凰卫视集团董事局主席刘长乐、阳光媒体集团主席杨澜、《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哈佛大学教授丘成桐、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等中国文化界名流展开思想碰撞，畅谈正在崛起的中国文化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