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是中国经济崛起的手段之一(1)

　　文/王月金

　　一个从贵州贫困地区走出来的知识分子，一个满脑子都是国际经济贸易规则的教授，心里不忘贫困家乡的父老乡亲。在中国入世谈判期间，他积极献计献策，并普及世贸知识，打消国人对入世的种种疑惑；入世后，他又身体力行，为中国经济的崛起，尤其是家乡贵州的发展寻找着切实可行的出路。他就是对外经贸大学教授、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张汉林。

　　从铸造专业考入国际贸易系

　　一个人能把自己希望从事的职业与社会的需要结合起来，并兴致勃勃地奋斗终生，要靠机缘，更需要志向和眼光。

　　1982年9月，张汉林来到了位于武汉珞珈山旁的武汉工学院。因为直觉“铸造”两个字比较好看，他的第一志愿便填报了武汉工学院铸造专业。

　　在张汉林的记忆中，武汉工学院是个学习氛围很浓的地方。学校门前有一个不小的书店，有大量社科和自然科学的书籍。每个星期天，张汉林差不多都是在那里度过的。时至今日，张汉林仍然对这家书店充满了怀恋之情。

　　大学是张汉林人生梦想的开始，当时张汉林最朴实的想法就是学好知识，做一个有学问的人，一个有出息的人。于是“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便成了他的座右铭。在他的书上、宿舍里都可以看到他手书的这句名言。

　　读书带给年轻的张汉林无穷的乐趣。然而，有时一个人正在努力做着的未必是梦想从事的。学铸造专业的张汉林，眼光并没局限在这个行业。知识开启了他的心灵之门，让他明白了自己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1985年，离毕业还有一年时间，张汉林被安排到上海柴油机厂实习。在实习过程中，张汉林深感中国铸造业的落后，心情十分沉重。于是，他产生了攻读研究生的想法。第二年，张汉林投考清华大学研究生。总分很高，却因专业课两分之差，使张汉林的考研计划暂时落空。

　　1986年大学毕业后，张汉林留在武汉工学院研究生部管教学。那时武汉工学院经济管理专业比较强，所以一有空闲时间，他就去听工业管理工程的课。从那以后，张汉林对经济管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87年，中国紧锣密鼓地开始恢复关贸总协定谈判。张汉林敏锐地意识到，中国的改革开放需要一批国际贸易方面的人才。而自己对国际贸易又很有兴趣，并积累了许多这方面的知识。于是第二年，他考取了北京对外经贸大学国际贸易系的研究生。他的事业之门由此打开。

　　献计入世，冷落美国

　　2001年12月11日，中国顺利入世。“这一天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我们的付出有了结果，入世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创造出了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在张汉林的记忆中，入世这一天是最值得留恋的。

　　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成立。随后几年，一些原来研究关贸的人也纷纷转行。但张汉林却沉下心来，研究了所有世贸组织的协议和议定。为了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推广出去，他甚至自费出书。

　　1992年，国内有一种普遍的认识，认为中国复关后，美国应该无条件地给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但当时张汉林就提出，在中国复关后，美国极有可能运用美国的“互不适用”原则，不给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因此在下一轮的复关谈判中，一定要将“获得永久性最惠国待遇”作为一个明确的要求。于是在1995年后，中美恢复入世双边谈判时，中国便把入世后美国要给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作为谈判的基础和第一要价。

　　1999年3月，在我国刚刚恢复的入世谈判中，龙永图率中国代表团，就市场准入议定书与缔约方进行了激烈的“讨价还价”。美方在谈判中坚持僵硬的立场和苛刻的要价，我方又不能丧失原则，使中国根本利益受损。谈判无法取得任何进展，陷入僵局，代表团一筹莫展。此时，张汉林建议，我国应采取相应的措施，冷落美方。同时，我们也告知美方，其受冷落的原因是美方一手造成的。

　　当时年仅30多岁的张汉林熟知国际经济形势，主张我国应主动寻求欧、加、日的主导作用，而冷落美国一方，待我国与欧、日等主要成员的谈判即将结束时，美国不会迟迟不动。

　　同时，他还建议，在美、日等国家目前谈判无法取得突破性进展时，我们应做出适当努力，与其他发达国家和主要转型经济国家就双边市场准入达成协议，实现“各个击破”。

本文摘自《与龙永图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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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永图与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中心主任王忠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等政界、经济界风云人物展开对话，纵论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发展大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