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变化的投资环境

　　从早期开始，富达的投资方法就一直是建立在对公司进行内部调查的基础上，还要考虑公司内部股票分析师的分析并与投资目标公司管理层定期召开会议。我很喜欢这种方法。我的第一份工作是1971年在凯塞·厄尔曼银行(Keyser Ullmann)的投资部门上班。凯塞·厄尔曼是一家小型的主营管理投资信托的商业银行，它管理的其中一只基金是史罗格莫顿信托基金（Throgmorton Trust）， 主要投资于一些更小型的公司（我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有这种偏好）和做自己的内部调研（虽然在那个时期就意味着你必须去那些公司的办公室，没有几家公司愿意到伦敦来，即使来也不是为了见投资者的）。凯塞·厄尔曼的分析团队包括一些基础分析师和一个技术分析师。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喜欢使用股市趋势图表来作为我的投资参考之一，我发现这也同样是富达的理念。因此我的投资背景很适合富达的风格，或者这正是我获得比尔·伯恩斯赏识的重要因素。

　　起初，投资部门很小，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们才建立我们自己内部的分析师团队。那段时期，我们和一些投资目标公司进行一对一的会议。但是在经纪公司更寻常的是参加群体会议，大量的机构同时会见一家公司的管理层。我还记得和詹姆斯·威林斯一起在我们皇后街的办公室里和一家公司开的会。我已经忘了那家公司的名字，但是还记得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名字：罗恩·沙克（Ron Shuck），他后来卷入了一起诈骗案。

　　从80年代中期之后，越来越多的会议都是在我们自己的办公室召开的与被投资的公司一对一会议。80年代末期开始，我开始用硬皮笔记本做笔记，现在这些笔记本还保存在我的办公室里。每个欧洲国家，我都会使用不同系列的笔记本。算上和英国公司的会议记录一起，我已经记到第48本了。我再次去这些公司的时候，这些笔记就成了我的无价之宝。在我还同时管理欧洲基金的时候，我每天要开三四次会议，现在平均开一两次。我的印象里，我的最高纪录是一天之内和6家公司开会，我不是很推荐这样的做法，因为那就像是赶场子一样——匆匆结束一场赶赴下一场，一天下来令人筋疲力尽。

　　我们一般是和那些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财务主管开会，有时候只有财务主管。如果是大一些的公司，可能就和一位投资者关系负责人开会。会议一般持续一到一个半小时。而且如果我们持股比重比较大的话，则希望每季度最少和公司管理层会面一次，或最少联系一次。我也会和一些很熟的公司进行电话会议，这些会议一般是由相关的分析师负责，而不是基金经理。我们的每一位分析师都有所专攻，他们在每次会议前制订日程和财务模式，基金经理只是间或插入一些问题。

　　我们召开会议的方法没有随时间而变化。但是，我特别注意到一点，以前我都比大多数的首席执行官年轻，而现在的情况绝对是相反的。公司会议快结束时，一般会有一个简短的汇报，投资经理们讨论一些关键的结论并询问分析师他们的财务模式中的一些假设。

　　记得20世纪90年代初，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经纪人安排的晚餐，几个公司的高级代表和一些金融机构投资者也在场。晚餐中大家讨论了一个话题，即投资机构到底想要和投资目标公司进行什么样的接触。我解释了我们公司的方法，并说我认为那也将成为许多更大型的投资机构的操作标准。当时有一个首席执行官就和我争论起来，他说：“如果我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在股东和潜在股东身上，那我还哪里有时间管理我的公司？”但是我估计，现今的大多数首席执行官们都把绝大部分时间花在和投资者的关系处理上。通常，那些原来不愿花这些时间的公司现在都陷在深深的反省和自责之中。我现在就想到了两个例子：壳牌公司（Shell）和M&S公司。

　　我相信，富达使用内部分析师、召开一对一会议的方法，已经成为了我们许多竞争对手的范本。在90年代看起来非常不寻常的做法却成了今天的标准操作模式。能够一直领先于大众当然很好，但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现在，我经常在想我们应该怎样保持领先地位。如果我们的做法和其他人没有任何区别，那么即使我们拥有比大多数竞争对手更丰富的资源，也很难超过对手。我们一直领先对手的一点大概是全球调研的质量和深度，我们利用在一个国家或地区获得的信息，协助在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投资行动。几乎没有几个投资机构有我们那么丰富的全球资源。

本文摘自《安东尼·波顿教你选股》

---

　　 谁是欧洲最成功的基金经理人？没有人会质疑，富达特别情况基金的安东尼·波顿是极少数名列前茅的基金经理人之一。如果你在1979年投资1 000英镑在他的基金，到今天的价值将高达125 000英镑以上。每年超过20%的平均复合增长率，换句话说，每年超过金融时报全股指数7%的水平。这一持续战胜市场的过往记录可与投资大师沃伦·巴菲特与彼得·林奇相媲美。
　　波顿的成功秘诀是什么？本书深入分析了波顿管理基金的方式，以及过去二十多年的投资成果。他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传授了独家选股秘诀，以及多年形成的卓有成效的逆向投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