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把人才用在不合适的“尺度”上

    “又用又防”（一）：防止把人才用在不合适的“尺度”上

    司马昭对钟会“又用又防”是在灭国战争的尺度上进行的，可以再看一些较小尺度上的案例：

    412年，后秦皇帝（首都长安）姚兴任命杨佛嵩为雍州（驻甘肃镇原）刺史，率领军队进击夏国（首都陕西靖边县）。军队走了几天，姚兴对大臣们说：“杨佛嵩每当看见敌人便奋勇向前，无法自我克制，我常常限制他的军队，不让它超过5000人。这次他所统领的军队已经太多了，遇到敌人一定会失败，但是他们已经走远，追不上了，怎么办好呢？”

    杨佛嵩与夏王刘勃勃交战，被刘勃勃抓获，扼住喉咙掐死。

    后秦帝国、夏帝国都属于魏晋南北朝北方十六国，后秦是羌族建立的政权，夏是匈奴族建立的政权。后秦皇帝姚兴在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应该如何使用杨佛嵩这样的将领？杨佛嵩打仗勇敢，奋勇向前，当然可以“用”；但杨佛嵩又“知进而不知退”，因此又需要“防”，“防”的办法就是“常常限制他的军队，不让它超过五千人”。这个针对杨佛嵩的“又用又防”的原则是明智的，而一旦偏离这个原则，杨佛嵩果然马上送了命。

    “又用又防”（二）：防止把人才用在不合适的“维度”上

    人才有尺度，还有维度。武将的惯性思维是用战争来解决问题，文官的惯性思维是用外交和经济手段来解决问题。两汉王朝长期面临北方匈奴的威胁，文武之道的战略思维就完全不同。

    【臧宫的本能反应就是战争】

    48年，匈奴日逐王自立为南单于，派使节到东汉朝廷，愿称臣做藩国。

    光武帝刘秀询问朗陵侯臧宫的意见。

    臧宫说：“匈奴发生饥荒瘟疫和分裂争斗，我愿得到五千骑兵去立战功。”

    光武帝笑道：“面对常胜将军，难以商议敌情。我要自己考虑此事。”

    臧宫是东汉开国功臣“云台二十八将”（公元60年，东汉明帝刘庄怀念创立东汉中兴大业的功臣，于是在南宫云台画上28位将领的肖像）之一，曾跟从吴汉取成都，灭公孙述，光武帝刘秀对他也是“又用又防”。中国古代北方边疆的匈奴问题，不是完全靠军事力量就能解决的，臧宫作为武将，一是有打仗的瘾，二是贪立边功，所以刘秀直接笑着拒绝了他的建议。刘秀是政治领袖，考虑问题当然比一个将军要宽广得多。唯一用军事力量来解决匈奴问题的惯性思维是一个武将的本分，但不应该是国家边防政策的基点。臧宫并没有错，我们不能求全责备地要求臧宫另外还具备西汉刘敬的政治谋略。

    【西汉刘敬创造性地提出了解决北方匈奴问题的远程策略：“和亲”】

    前199年，匈奴冒顿单于屡次侵扰西汉边境。高帝刘邦深感忧虑，问刘敬有什么对策，刘敬说；“天下刚刚安定，士兵们还很疲劳，不宜用武力去征服冒顿。但冒顿弑父夺位，把父亲的妃子占为己有，我们也不能用仁义去说服他。唯独可以用计策，使他的子孙长久做汉的臣属，然而我担心陛下做不到。”

    刘邦问：“怎么做呢？”

    刘敬说：“陛下如果能把嫡女大公主嫁给他为妻，再赠送丰厚的俸禄，他一定仰慕汉朝，以公主为匈奴的皇后，生下儿子，肯定是太子。陛下每年四季用汉朝多余而匈奴缺乏的东西频繁地慰问他们，趁机派能说善辩的人前去讽劝和讲解礼仪。这样，冒顿在世时，他本是汉朝的女婿；他死后，您的外孙便即位为匈奴单于。难道曾听说过外孙敢和外祖父分庭抗礼的吗？我们可以不经一战而让匈奴渐渐臣服。”

    刘邦听从了刘敬的建议。

    

    臧宫可以没有刘敬的思维，但光武帝刘秀不能没有。臧宫用“刚”，刘敬用“柔”，但作为最高领导人的刘秀却要“刚柔相济”，要在恰当的历史时期，特定的竞争格局之下先决定“什么是正确的事”，再决定“如何正确地去做事”。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说：“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刘秀要防止臧宫把政治缩小为仅仅是军事手段。

    看历史我有一个感想，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有那么多动乱的时代，而大的动乱往往要达到死人千万，延续数百年的规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缺少政治人才，而多军事人才，更多有一股子蛮力气又不怕死的人。210年，曹操说：“假使国家没有我曹操，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话是有道理的，并非完全是曹操自我感觉良好。

    通过以上案例的分析，对人才“又用又防”的问题更主要的还在于“知人善任”，就是要“用”合适的人去做合适的事，要“防”不合适的人去做不合适的事。至于司马昭用钟会的案例，更多是在“术”的层次，蝴蝶模型九要素中有一个要素就是“术”，“术”和九要素中的另一个要素“法”不同，“法”是公开的，“术”是不公开的，因此“术”往往指向最黑暗的深处。

本文摘自《中国式公司成长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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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迄今为止，公司管理人员虽热衷于从中国历史中汲取管理智慧，但绝大多数信息都是离散的、局部的。本书通过中国历史系统研究组织成长战略。研究的目的在于对当代中国公司成长战略有所启迪。蝴蝶模型试图用9个结构化的中国式概念来解释一个组织成长之全过程。它为真正的战略领导者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思维地图，而所有事业的参与者也能从中找到自己的职责、动力和方向。蝴蝶模型强烈地感觉到在西方管理技术研究贡献种种成果之余，真正的战略领导者需要加以整合，从而形成一种整体、圆融、全景式的观点。事实上，“蝴蝶模型”是通过中国历史研究组织成长战略的第一个战略理论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