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聂之造(2)

　　改造黄梅戏，搅翻戏剧界

　　四集黄梅剧《公司》是聂造打造的第一部戏剧作品，他是该剧的编剧兼导演。

　　2004年12月，黄梅剧著名表演艺术家韩再芬领衔主演的《公司》，在北京长安大戏院首演并连演八场，上座率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公司》演出的纯收入高达三十三万元。这在戏剧极不景气的年代，简直就是令人难以相信的奇迹。

　　与之相伴的令人难以相信的还有——《公司》的大幕一拉开，评论的硝烟便弥漫了舞台。对此剧褒贬不一、观点极端对立的双方，立即展开了激烈的交锋。说好的，将之捧到了天上；说坏的，则大有将其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也不解恨之势。

　　《公司》真是一部奇特的作品。至今我还没有见过这样的现象，舆论与戏剧界对该剧的评论，会出现这样极端的反差。这本身就耐人寻味。

　　《公司》的故事很简单。历史学女博士姚兰求职无门，决定自己创办公司。该剧以此为主线展开故事，真善美对假恶丑的斗争随之激烈地展开。专靠吃贷款过日子的丛未环、文化骗子包尔火、混在记者队伍里的胡留严等人物几乎浓缩了整个社会的各种形态。姚兰秉着诚信的商业基本原则，最终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功。

　　这部戏的艺术走向，聂造和韩再芬或许各有自己的追求，但在还原当代生活这一点上，他们的视线绝对是交叉在同一个座标上。聂造说过，他是因为“对这个时代有话要说”才创作《公司》的。从现实生活中抽象出来的《公司》，其立意和人物塑造，都和我们今天所处的社会情境非常相似。“转型中的中国面临许多社会问题，繁华与喧嚣难以掩盖因诚信缺失而造成的道德滑坡。”著名作家杨晓民在《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一语中的。“普通民众对不讲诚信造成的恶果深感担忧，社会各界对建立全民诚信意识的呼声越来越强烈，这个背景为《公司》的主题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民意基础。”杨晓民赞扬《公司》“是一出及时准确地表达现实诉求和满足当前社会情感需求的好剧”。

　　 “才子佳人”、“神话传说”、“村姑憨汉”，以此类演绎见长的传统窠臼，一直制约着黄梅戏的发展。黄梅戏的改革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以公司为题材，聂造在选材上的另辟蹊径首先就让“传统”不舒服。有人甚至质疑：“‘公司’也能作为剧目的名字？”聂造在技术层面上有意的追求，更成为一些人攻讦的靶子。许多人根本没有看过这部剧，但却无端对其进行指责甚至诋毁。

　　聂造根本不理睬这一套。他甚至将黄梅戏一改而称之为黄梅剧。对此，很多感到不习惯的人都要问一个为什么。聂造说，京剧原来叫京戏，粤剧是绍兴戏，豫剧则是从梆子戏改过来的。现在，大家不都习惯了吗？“与‘戏’相比，‘剧’的概念更宽泛一些。”聂造说。他举《公司》为例具体解释：这部剧较多地运用了电影和其它艺术样式的元素，舞台手段也比过去的黄梅戏要丰富得多。叫剧，更为贴切、准确。

　　在与聂造、韩再芬的交往中，他们都曾经多次向我阐明这样一种观点：与其他剧种相比，黄梅戏更接近音乐剧。“现在传统戏曲要走出困境，仅仅封闭地依靠自己旧有的一些东西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新的元素加入。”韩再芬说。《公司》尝试着将黄梅剧向音乐剧靠近，以把日趋远离青年观众的沉寂的戏剧市场重新激活。这是聂造和韩再芬刻意的追求。

　　专家们赞赏聂造和韩再芬的观点。中国剧协副主席刘少说：“音乐剧和中国的戏曲合二为一是必然的，到底是中国戏曲被音乐剧吃了还是音乐剧被中国的戏曲吃了，还是各占多少的比例，我说不准，肯定是要合二为一的。”刘少说得十分肯定。著名戏剧理论家、中国剧协副主席薛若琳则说，黄梅戏的特点决定了黄梅戏最具改革的条件，它与当今许多其他门类的艺术的关联都具备协调性。

　　《公司》确确实实借鉴了一些西方音乐剧的做法。“西方不好的东西我们舍弃，好的东西我们拿过来，这样才能使音乐剧在中国的戏曲改革中植根。”聂造说，“你只能不断地适应历史，不断地适应潮流，才能够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但这一观点，也有人提出明确的反对意见。以北京市剧协秘书长杨乾武为代表的观点是，在戏曲中运用美国音乐剧不是高明的手段。音乐剧《猫》、《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是现代音乐的创作方法。杨乾武以“戏曲艺术的标准”否定《公司》，将其打入“文化垃圾”的一类。中国剧协原副主席、老戏剧家郭汉城也认为，《公司》几乎完全摒弃了戏曲的程式化，也就丧失了戏曲表演的特征。

本文摘自《中国企业管理的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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