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鲁克林接触经济学

　　当我到上大学的年纪时，家中的资源已因弗兰克的教育而耗尽了。我可以选择去哥伦比亚大学学药学，或者去纽约市的免费公立大学。当时我16岁，上大学或在外面独自生活都为时过早。我不想成为一个药剂师，所以对我来说，最好的选择不是纽约城市大学（简称CCNY），就是布鲁克林学院。前者有纽约市大学中的哈佛的美誉，后者则是另一所评价极高的城市大学。但去纽约城市大学上课，需要90分钟的车程，我极不喜欢，故而最终选择了布鲁克林学院。

　　像其他新生一样，我没有什么学习的方向和目标。对我而言，首要之事便是结交朋友，然后开始约会。我加入了“ΑΤΩ”（Alpha Tao Omega）兄弟会，那里的会员都热衷于聚会和赌博。我非常喜欢扑克和赌马。为了能认识女生并取悦新认识的会友，我组织了一个全校范围的选美比赛。《时尚先生》是当时一个很有名的杂志，所以我把来参赛的女孩称为时尚先生女孩。除了博得关注，这次盛会还让我学会了如何组织一场活动，如何吸引观众，并让我发掘了召集他人的潜质。上课对我而言反而不太重要了。我选了几门文理科课程，希望发现一个能点燃我学习热情的课程。聚会和赌博占去了我的大部分时间，我的学习成绩平平。

　　艾伦·西蒙（Ellen Simon）是一个非常聪明迷人的校友，有着古怪而热爱冒险的一面。和那个年代的很多女孩一样，她打算成为一名教师。她母亲是一位社会工作者，父亲原是一名历史老师，后来为了更好地养家而开始做起了小生意。艾伦长大后继承了她父母的很多品质——她总是照顾并激励他人。同我父亲一样，艾伦热爱表演，并有着艺术家的心灵和灵魂。她如饥似渴地阅读政治、当代文学、时尚及艺术方面的书籍，而这些方面都是我的盲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她是我进入那个世界的眼睛和耳朵。她所创造的艺术反映出对新事物的热情和清晰睿智的世界观。艾伦通过图像思考，我则通过文字思考，我们非常互补。

　　简而言之，我迷上了她。自我们第一次共舞后，艾伦点燃了我的激情和野心，我们开始约会并很快坠入爱河。尽管我以前也约会过，但却从来不知道什么是亲密关系。跟艾伦一起，我可以和她分享最隐秘的思想、梦想和恐惧。艾伦的祖父是一个非常虔诚的教徒，他常说：“她在一颗特殊的星星之下出生”，确实如此。艾伦非常有责任感、工作努力、有进取心。很多年里她都一直抑制着自己的进取心及领导才能，转而帮助我来开发这方面的能力。因为她，我才开始更认真地对待学习：她为了我俩的未来向我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我们一起分享着与同时代人不同的生活观。我意识到学业上的成功对实现梦想很重要。

　　我们相识之时，艾伦的弟弟杰夫（Jeff）只有11岁。艾伦的父亲朱利叶斯·西蒙（Julius“Julie”Simon，别名“朱利”）在五十出头的时候就由于脑血栓去世了，她的母亲玛蒂（Mattie）在抚养杰夫。杰夫就像我的弟弟一样。他聪明而敏感，是一名很好的长跑选手。在恐怖主义还不像如今这么与大众息息相关的时候，杰夫就成为了该方面的博士。每当他上电视节目对近期的一些事件侃侃而谈时，我总是忍不住微笑。我曾帮着抚养过他，为他今日的成就感到骄傲。

　　艾伦选了年轻教授布鲁斯·伯肯黑德（T.Bruce Birkenhead）的经济课，还认为我该与之结识并师从于他。布鲁斯的硕士论文写的是英国跑车工业经济学方面的内容，他不是我们所认为的那种典型的理论经济学家。布鲁斯和我有着共同的兴趣，因为我父亲当时正着迷于捷豹汽车。布鲁斯的博士论文则是关于百老汇经济学的，这也是我们另一个共同的兴趣点。他让经济学变得生动起来，并让我意识到理论和实践可以结合，为此我决定以经济学为专业。布鲁斯告诉我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中的皇后，并鼓励我去读研究生，他认为那会为我开辟一个全新的世界。他是对的，我终于找到了一个让自己激情澎湃的事业，并开始享受起大学的学习来。从那时起，我所有功课都得了A，并在毕业时拿到了系里的奖学金。

　　研究生院是我的下一步计划，这与我父母的期望和我同时代的学生截然不同，他们往往聚焦在医药、牙医及法律这类更为专业的职业上。按照布鲁斯的建议，我申请了全国范围内所有最好的经济学系以及伦敦经济学院。对于生长于纽约布鲁克林的人而言，明尼苏达大学并不引人注目。然而布鲁斯指出它的经济学系在全国排名第六，而且沃尔特·赫勒（Walter Heller）是那里的教授。赫勒那时是肯尼迪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领导。年轻英俊的总统把经济学囊括为他“新先锋计划”“新先锋”一词1960年由约翰·肯尼迪（John F.Kennedy）提出，代指其新管理的一个项目。“新先锋”项目最为显著的是其将推行经济作为发展国家的手段。中重要的一部分，这让经济学在那时具有了某种独特的魅力。它不再是无人问津的学科，转而开始吸引虔诚?追随者，甚至包括一些大学学生。

　　在录取我的学校中，我很想去伦敦经济学院，但不幸的是第一年那里没有经济补助。艾伦和我刚订婚，并希望在我研一结束时结婚。我们约会的前几年里有不少争吵。在她朋友和家人眼里，我曾是个很少上课的坏男孩，要么去赌博，要么去看电影。当我开始好好学习并立志成为一名经济学家时，她仍然宣称希望跟专业人士结婚。我们在1961年夏天分手，那时她上大二，我在大三。当我在环美国自助游时，她去了欧洲。在漫长的六个月分手期后，我们在一个圣诞假期复合了。

　　做出决定并不困难——明尼苏达大学给了我最好的经济补助，让我们有机会结婚。我们的计划是：第一年我先独自去明尼苏达大学，让她可以完成学业。然后在我研二时，她再在明尼苏达找一个教学工作，我们将在1963年6月结婚。

　　布鲁斯不仅是我的导师，更是好友。研一结束后的夏天，他安排我在布鲁克林学院教课。那个夏天他去了海厄尼斯港经营一家剧院，并将自己的公寓租给了我和艾伦。

本文摘自《衍生品不是坏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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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衍生品不是坏孩子》是美国著名金融家理查德·桑德尔的自传。桑德尔博士师从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是改变世界金融历史的利率期货的发明人。在这本自传中，作者不仅向我们介绍了他年轻时代的求学经历，更向我们详细描述了他创建利率期货的前前后后。在自传的后半部分，作者更是详细叙述了他是如何开发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毫无疑问这一市场是迄今最为成功的环境项目之一。
　　这本自传呈现的，不仅是一位名人的成长历程，更是金融市场和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发展历史。在这里，你会了解到利率期货的诞生与发展；在这里，你会读到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及其关联交易所的创新故事；在这里，桑德尔博士将为你揭开衍生品市场的神秘面纱。无论你是普通读者，还是希望深入了解金融创新的专业人士，你都会在这本书中找到令你感兴趣的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