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往明尼苏达

　　1962年9月，21岁生日后不久，我登上了去双城的飞机。朋友们开玩笑说我需要一个签证。我从未独自生活过，所以决定住在一个国际学生宿舍大楼里。这里完全不同于在纽约读大学时的生活，那时大多是走读的学生，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纽约市大学的学习经历毫无趣味可言。正相反，我不仅有美好的校园生活，还有很多机会参观城市里的著名博物馆、剧院并参加各种文化活动。那是垮掉的一代“垮掉的一代”是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时候媒体的一种意象，用以讽刺垮掉的一代文学运动（Beat Generation literary movement）和暴力电影形象。这一词由记者赫布·凯恩（Herb Caen）在《一袋笔记》（Pocketful of Notes）中提出，SFGate.com档案馆，1958年4月2日。的年代，频繁造访格林尼治村是大学生活的重要部分，而纽约市中多是精致及传统的美食。星期六的晚上我们往往在城里最好的餐馆中度过。我大学时打牌的手气特别好，学校放假时，我们几乎每晚都去不同的餐馆。

　　明尼苏达大学是典型的美国中部十大联盟学校，跟我所熟悉的大学文化完全不同。我认识了很多当地学生，第一年还花了很多时间去看橄榄球、篮球及冰球比赛，啤酒和披萨是这里的标准食物。我通常起床很晚，然后去听课授课，最后再跟其他研究生一起去一个叫米克瑟（Mixers）的酒吧。我跟不同国籍背景或来自美国不同地方的学生交朋友。

　　其中一个叫乔恩·戈徳斯坦（Jon Goldstein）的成为了我一生的朋友。我们同在明尼苏达的日子里，他敦促我关注环境问题，并在之后的40年里继续激励着我。他的见解对我的生活和事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中级微观及宏观经济学理论课程学到大约四分之一时，我开始探究经济系能给我带来什么。我选了利奥·赫维奇（Leo Hurwicz）的微观经济学理论。他的机制设计方程挑战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基本方程。赫维奇认为斯密的完全竞争理论利用个人自身利益来优化稀缺资源的分配是行不通的。市场并不总是充满竞争，况且人不可能总是得到充分的信息来增加自身利益。赫维奇想做的是设计某种制度——或机制——来激励人们去实现其社会目标。我被赫维奇敢于挑战大师及经济学基本理论，并提出创造性新思路的勇气惊呆了。

　　在赫维奇的课上，我还接触了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的著作，他当时还只是芝加哥大学一个不太知名的经济学家。他用纯粹而简洁的句子来解释诸如公司理论之类的复杂题目，那种清晰描述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发现他的风格相对于席卷经济学领域的那种数学方程而言，是一种清新的转变。

　　在我开始第二年学习之时，艾伦来到了明尼苏达，并开始在我家附近的一所公立学校教五年级。她支持我完成了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并暂时放弃了去研究生院深造的计划。她是个非常好的老师，在她离开双城时，学校的报纸对她大加赞赏。1964年暑假回到纽约后，我在纽约大学教入门经济学，而艾伦开始学习艺术。下课后我们就在格林尼治村碰面并一起参观了很多艺术画廊。从这个时候起，我们便开始收集一些负担得起的石版画。

　　回到明尼苏达后，我在主修公共金融及国际贸易的同时，辅修了统计学，并开始学习计量经济学。而革新经济学成了我所真正热爱的。这个兴趣起源于雅克布·施穆克勒（Jacob Schmookler）有关研发经济学的专题研讨会，它让我认识到了发明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施穆克勒教授于1966年出版的书——《发明和经济增长》雅克布·施穆克勒：《发明和经济增长》（Invention and Economic Growth）（剑桥大学，MA：哈佛大学出版社，1966）（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6）。，成为了科技发展的经典论著。在那之前，经济学家们普遍假定发明活动是外源性的，而不是供求力作用的目标。而施穆克勒的工作让创新成为一个对市场需求响应的内源性活动。

　　多年以来，创新的概念一直深深吸引着我。孩提时代，我喜欢在父亲的药学图书馆中寻找那些讲述古代文明如何发现某些疾病治疗方法的故事。我也喜欢保罗·德·克鲁伊夫（Paul de Kruif）的《微生物猎手》，这本书告诉我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及玛丽·居里（Marie Curie）这样的科学家是如何去探索现代科学的。在对晶体管、复印机及响尾蛇导弹等这类现代科技的描述中，在对成功研发这些产品所必须克服的重重困难的细节描述中，我找到了与经济学相似的东西。约翰·朱克斯（John Jewkes）是我最喜爱的作家。他是一位英国经济学家，也是《创新之源》约翰·朱克斯、大卫·索尔（David Sawers）和理查德·斯蒂尔曼（Richard Stillerman）：《创新之源：从19世纪与20世纪的发明看工业发明的起因和结果》（纽约：圣马汀出版社，1958）（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58）。一书的?同作者。我决定将创?活动中的经济学作为我的博士论文题目。这个题目在经济学专业中并非最流行的，但它深深地吸引着我。在这整个过程中，施穆克勒教授鼓励并指导了我。

　　在开始论文写作前，我需要通过初步的口试。我回到纽约准备口试。我幸运地保留着所有课程的详细笔记，以及经济学理论、公共金融和国际贸易的笔试摘要。我将摘要进一步精简到几个要点，这一将复杂的概念简化到最简形式的过程在之后的职业生涯中起到了很大作用。两个小时的考试就将决定我的未来，这念头让我紧张到得了严重的带状疱疹，不过我还是在1965年初秋参加并通过了考试。答辩委员会建议我选修更多数学课。“实分析”实分析或实数分析是处理实数及实函数的数学分析，专门研究数列、数列极限、微分、积分、函数序列，以及实函数的连续性、光滑性和其他相关性质。——译者注这门课程帮我培养了归纳推理的能力，而经济学中的定量方法则成了我以后教的一门课。

　　在题为《公司规模，研发的规模经济学和已注册发明专利的使用》理查德·桑德尔（Richard L.Sandor）：《公司规模，研发的规模经济学和已注册发明专利的使用》（Size of Firm，Economies of Scale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the Use of Patented Inventions）（博士论文，明尼苏达大学，1967）。的论文中，我探讨了工业化企业中创新活动的来源以及注册创新专利的商业价值。我假设公司对不同项目进行投资，正如哈利·马科维兹（Harry Markowitz）所描述的那种多元化股票投资组合那样。哈利·马科维兹是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金融学教授以及现代投资组合理论的先锋。如果公司将他们的各种研发项目看作投资组合的话，公司应尽可能少地注册创新专利，他们只需一两个成功的发明就能获得大的回报。

　　我设计了一个调查来检验我的假设，并将它发放给了365个公司。这个研究花费不小，但是我从国家科学基金申请到了经费。我收集的数据支持了我的假设，数据显示那些有更大规模、更多元化研发计划的大公司仅使用了他们专利的很小一部分。因为研发和非研发雇员之间缺少交流及联合发明活动，那些非研发雇员的贡献减少了，这也导致有效针对公司特定需求的研究减少。我后来意识到，这种对创新专利价值的研究实际上是一个想要将发明活动标准化的尝试。我成功地在诸如《版权及商标杂志》理查德·桑德尔：《专利发明的商业价值简述》，《专利、版权及商标研究与教育杂志》（“A Note on the Commercial Value of Patented Inventions”，The Patent，Trademark and Copyright Journal of Research and Education，1970）。及《商业杂志》理查德·桑德尔：《专利的法律成本专利实证结果》，《商业杂志》（“Some Empirical Findings on the Legal Costs of Patenting”，Journal of Business）（芝加哥大学，1972）。等专业期刊上发表了几篇研究文章。研发多样性的研究为我未来作为金融发明家的职业生涯上了有用的一课。

本文摘自《衍生品不是坏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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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衍生品不是坏孩子》是美国著名金融家理查德·桑德尔的自传。桑德尔博士师从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是改变世界金融历史的利率期货的发明人。在这本自传中，作者不仅向我们介绍了他年轻时代的求学经历，更向我们详细描述了他创建利率期货的前前后后。在自传的后半部分，作者更是详细叙述了他是如何开发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毫无疑问这一市场是迄今最为成功的环境项目之一。
　　这本自传呈现的，不仅是一位名人的成长历程，更是金融市场和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发展历史。在这里，你会了解到利率期货的诞生与发展；在这里，你会读到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及其关联交易所的创新故事；在这里，桑德尔博士将为你揭开衍生品市场的神秘面纱。无论你是普通读者，还是希望深入了解金融创新的专业人士，你都会在这本书中找到令你感兴趣的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