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克利在招手

　　我开始寻找一个研究职位。美国经济学协会（简称AEA）每年都会在一月份召开会议。会议中，经济学家们会介绍他们的研究，找工作的人可能参加面试。我参加了1966年的AEA会议，并申请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商学院的一个应用经济学家的职位。伯克利的教授大卫·阿尔哈德夫（David Alhadeff）跟我聊了这个系、他的研究以及我的论文。他用温和的谈话方式，诠释了教授的一切。一些学者只重视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而大卫的兴趣更为广泛。在谈话结束时，大卫鼓励我说，“你让我想起我的侄子。我知道你会喜欢他的”。我很享受这次面试，也很放松，并认为很可能得到这个工作。艾伦和我对搬去旧金山非常兴奋。然而我很快得知另一个研究生被邀请去伯克利试讲，而我却没得到更进一步的消息。其他的工作机会没那么吸引我们，而且我和艾伦都不愿意在明尼苏达再待一年了。

　　一天早上，我收到了来自伯克利的一封信。他们提供给我一个商学院代理助理教授的职位，工资是8600美元一年。这是一个“两步”的任命，在我完成学位论文后，我职位前的代理二字将会被取消，并会得到更高的工资。这是世界一流大学中难得的工作机会，而它所在的城市引领着美国的潮流。我奔到艾伦的学校，问她的校长可不可以将她叫出教室。我们欣喜若狂。讽刺的是，作为辅修的数学是我被雇佣的部分原因。我负责的第一门课就是教那些需要足够的数学背景来完成学业并取得MBA或博士学位的研究生。

　　我接着进行自己的论文研究，而艾伦则去伯克利为我们寻找新公寓并开始在当地找工作。我同学和我一起去了伯克利，是他向学校强烈推荐了我，我相信他在帮我得到这份工作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们一起钻进了我和艾伦刚买的1966年的本田车。1966年是本田开始在美国销售汽车的第一年。进口汽车非常吸引我，我觉得能拥有一辆据说质量不行的日本车很有趣。我们开了一天半完成了旅行，新车表现很完美。

　　明尼阿波利斯和圣保罗是反映了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价值观的中西部城市。与此相对应的是，旧金山及邻近伯克利的海湾地区代表着美国的最前沿，这里是美国自由语言行动、毒品交易及所有美国60年代反文化方面的前沿。

　　我们租的公寓离著名的电报大街仅隔一个街区，距离我在校园的办公室不到10分钟路程。街上遍布着学生及其他只是想住在这个大学城以方便约会的年轻人。长发男子及不戴胸罩的女人在伯克利校园的心脏斯普劳尔广场上宣讲社会和政治变革。我常会走过电报大街，穿过校园中排列着的、从拥护自由恋爱到反对越战等各类话题的宣传亭。每个话题都有自己的桌子和文献：公民权利、妇女权利、性解放、反对越战、支持药物。甚至在商学院也有变革的征兆。狗儿在喷泉里活蹦乱跳，长发的嬉皮士聚在一起反对阿拉米达县警察局的法西斯暴政。学生们带着吸食大麻的兴奋感和狗来上课；他们的心境和行为反映了那个时代。有时候我觉得狗都比学生学得认真。伯克利校园的氛围反映了当时国内及国际舞台上发生着的巨大的结构性变化。

　　另外一种变化也在湾区悄然发生。旧金山南边的斯坦福大学兴起了一波建立新技术公司的浪潮。在1971年，南旧金山海湾一带逐渐以硅谷闻名，这是因为硅是该地区的热门工业半导体芯片及计算机的主要原料。

　　这种环境的剧烈变化对我来说像一杯可口的鸡尾酒。尽管我看起来更像商学院的人而不是嬉皮士，但我和这些社会及政治的门外汉相处甚欢。我穿着胳膊肘有皮补丁的斜纹运动夹克，这虽有点不合时宜，但似乎可跟我心目中的学者形象兼容。同时，这些高科技公司提供了一个学习发明过程以及投资股票的实验室和教室。那时是牛市，想不挣钱都难。

　　我在1967年6月回到明尼苏达进行论文答辩，并于7月拿到了博士学位。我没有回明尼阿波利斯参加毕业典礼，就这样简单地结束了我的求学生涯。毕竟，那时是旧金山“爱的夏天”。这个夏天，记者赫布·凯恩（Herb Caen）让嬉皮士赫布·凯恩：《杂感》（Small Thoughts at Large），SFGate.com档案馆，1967年6月25日。这个词流行了起来。

　　当拿到博士学位后，我面临着另一种压力：要获得到终身教职，需要在著名专业期刊上发表文章，教学质量则是其次。我打算继续撰写论文，并试图写出三到四篇可以被期刊接收的论文。像很多大学一样，伯克利也有一个为期七年的留或走政策。我要么在这段时间内获得终身教职，要么离开。

　　另一个压力来自我的家庭。已经在一所小学当老师的艾伦于1967年11月怀孕了。我们在伯克利山买了幢房子，为我们第一个孩子的出生做好了准备。艾伦用她的一大笔退休金给我买了辆我梦寐以求的汽车——一辆大不列颠赛车绿的、1966年产的奥斯丁希利3000。在去工作的短短路途上，我戴着皮赛车手套开车。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朱莉·莎拉·桑德尔（Julie Sarah Sandor）在1968年8月10日出生了。我们选择了自然分娩，尽管跟同时代的妇女一样，艾伦也在生产时使用了止痛剂。那是60年代的伯克利，艾伦开始涉足女权运动。而我关于自然分娩的疑虑是杞人忧天，亲眼看着自己孩子降生所感受到的欢欣和奇妙不是文字所能描述的。朱莉跟艾伦长得很像，我还记得她带来的欢乐和动人笑声。她是个迷人的好脾气小孩，甚至到了三岁时还很乖巧。一天，一个同事来跟我一起做一些研究。朱莉溜到房里，并开始问些很奇妙的问题。来来回回大约10分钟后，我同事热情地对她说：“朱莉，你以后可以嫁给我吗？”她眼睛都不眨一下地说：“弗雷德（Fred），我们不能那么做，因为你比我大太多了。”她善于观察，总能让我开怀大笑。

　　我在伯克利做了两年教授，但仍然只有26岁，还在斯坦福大学的工程经济系统及运筹学系给研究生讲授“价格理论及资源分配”课程。我需要额外的收入来养家，而这个课程让我有机会每周去帕洛阿尔托之时和硅谷公司的高层会面。我开始投资股票市场，这成了我一辈子的爱好。

　　我对股票市场的兴趣引出了跟一个伯克利新同事弗雷德·阿迪蒂（Fred Arditti）的友谊。弗雷德非常聪明幽默，跟我一样爱看电影。他对股票市场的实践和理论都很感兴趣。我和他描述了自己的兴趣和对风险的偏好，他建议我试试商品期货交易，并指出了相关的参考文献。我开始阅读一些商品期货交易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文章。我对此非常感兴趣，随后便开始了商品期货交易。

　　获得终身教职的时钟滴滴答答地向前走着，迫于发表文章的压力，我开始回顾做毕业论文时的工作，更新该领域内的进展，并开始寻找新思路。由于总能在教学中学到知识，我提出讲授一个名为“工业研究及技术变革”的研究生专题讲座。为了做好准备，我回顾了雅克布·施穆克勒教授的专题讲座，并阅读了所有论文完成后发表的技术变革中的经济学方面的新文献。

　　艾伦帮我把伯克利家中火炉旁的房间装修成了一个私人办公室，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我走进办公室并打开电视。用老电影的画面和声音做背景，我开始阅读学术期刊或书籍，同时为课程做些笔记。在这个“洞穴”中工作了大约三个月后，我完成了一个教学大纲，一份包含18篇文章和一些书的阅读清单，以及60多页的手写笔记。

　　这门课涵盖了技术革新的定义、度量方法、技术革新的微观经济学、研发的管理及规划、公共机构在技术革新中的角色以及税收和监管的影响。除了课堂上的学习之外，我还安排了去硅谷的实地考察，让学生们可以倾听来自真正发明者的演说。对我们很多人而言，记忆最深的一次考察是去惠普公司的研发机构，那里的科学家和管理团队给我们做了系统的报告展示，公司的共同创办人比尔·休利特（Bill Hewlett）亲自接待了我们。一切见闻让我兴奋不已，激发了我成为发明者和企业家的欲望。那时的我还不知道，这个课程的准备和教学为我将来成为金融发明家打下了良好基础。

本文摘自《衍生品不是坏孩子》

---

　　《衍生品不是坏孩子》是美国著名金融家理查德·桑德尔的自传。桑德尔博士师从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是改变世界金融历史的利率期货的发明人。在这本自传中，作者不仅向我们介绍了他年轻时代的求学经历，更向我们详细描述了他创建利率期货的前前后后。在自传的后半部分，作者更是详细叙述了他是如何开发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毫无疑问这一市场是迄今最为成功的环境项目之一。
　　这本自传呈现的，不仅是一位名人的成长历程，更是金融市场和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发展历史。在这里，你会了解到利率期货的诞生与发展；在这里，你会读到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及其关联交易所的创新故事；在这里，桑德尔博士将为你揭开衍生品市场的神秘面纱。无论你是普通读者，还是希望深入了解金融创新的专业人士，你都会在这本书中找到令你感兴趣的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