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节：新世纪的前两轮通胀(2)

　　1990年，国家开始实施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的并轨，自1992年9月 1日起，中国取消了对原油、成品油、钢材、生铁、铜、铝、锌、锡、镍、纯碱、煤碱等计划外生产资料的全国统一最高出厂价或销售限价。这一措施出台之后不久，中国生产资料价格上涨。 1993年，中国的生产资料 PPI指数增幅达到33.7%，成为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导火索”。

　　同一时期，全国各地开始圈地兴建经济开发区，一时间，房地产投资成为席卷全国的投资热点。在房地产投资的带动下，1993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暴增 61.78%，连世界银行的经济学专家也告诫中国，“经济列车可能超速”。投资引发的巨大需求缺口，推进了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进程。

　　1994年，汇率并轨制度出台，中国建立了单一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此举使人民币贬值幅度达到50%，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一下子从1993年12月的5.8升至1994年的8.7。人民币的贬值，一方面导致出口扩大，加剧了需求拉动型通胀；另一方面也提高了国内的进口成本，增加了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

　　在并轨、圈地、汇改三辆马车的作用下，通货膨胀不断恶化。1993年，中国 CPI已高达14.7%。1994年，物价继续飞涨， CPI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峰24.1%。

　　奔腾的物价让中国经济列车有脱轨的危险，治理通胀势在必行。 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宣布了稳定经济的“十六条”，从金融、财政、投资等几个方面进行宏观调控，条例要求：严格控制货币发行和信贷总规模，坚决纠正违章拆借资金和乱集资，严格控制房地产投资项目，控制物价和社会购买力过快增长，以及稳定外汇市场价格等。

　　在1993—1995年的通胀治理中，前总理朱镕基表现出了“铁腕”强势。由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整饬银行贷款不力，朱镕基免去其行长职务，自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1993年7月，朱镕基把下属银行的主持者都召到北京，命令他们在40天内收回计划外的全部贷款和拆借资金。“逾期收不回来，就要公布姓名，仍然收不回来，就要严惩不贷。 ”

　　经过三年雷厉风行的通胀治理，1996年，中国 CPI下降到8.3%，PPI下降到2.9%。与 1988-1989年通胀治理后， CPI下降、 GDP增速跟着下降不同， 1993—1995年的通胀治理并没有以牺牲经济增长速度为代价，1996年，我国 GDP保持了 10%的增速。于是，过于乐观的人们把这一成绩称为“软着陆”。

　　好景不长， 1997年，紧缩政策的滞后效应开始陆续体现，再加上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迅速陷入了衰退和通货紧缩。

　　为此，从 1978年起，中国人民银行连续 次降低存款利率，货币政策又开始不断放松；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拉动基础建设方面的投资需求；实行长假制度，刺激消费……

　　纵观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经济政策围绕着通胀治理经历了若干次反复，极端的通胀恐惧症造成每一轮“刹车”都踩过头；之后刺激经济的“油门”又踩过头，这一段历史被学 者们戏称为“一管就死、一放就热”。

本文摘自《滕泰透视通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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