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节：国家的命运与公司的力量(5)
根张忠民在《艰难的变迁——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研究》一书中的计算，从1904年到1910年，全国正式注册的公司大约410家，远远高于1903年可能存在的100多家公司。另有统计，1905-1908年，全国新设厂201家，投资合计达4581万元，年均设厂50家，年增资本1145万元。年均设厂数分别超过洋务运动30年间所设厂数的20多倍与甲午战争后的2.5倍，投资额分别超过5.7倍和2.9倍。到1911年股份制公司已经达到977家。
到1911年，全国各种商人组织近2000个，会董2.3万人，会员达20万人以上，这是当时中国资产阶级的中坚力量。他们以不同的政治立场游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他们中有中立派、立宪派和革命派。
清政府的改革推进到最为核心内容——立宪。此时，拥有经济实力的改良派企业家再次成为历史的推动者。1904年，张謇草拟了《拟请立宪奏稿》，立宪呼声日起。但是宪法一直“犹抱琵琶半遮面”迟迟未见颁布，直到1908年，朝廷才颁布《宪法大纲》，正式宣布预备立宪，预备期为9年。如此长的预备期，立宪派已经不能等，革命派早已失去耐心。
1905年8月，丝商巨富张静江与孙中山在一艘船上偶遇，张静江仰慕孙中山革命之举便问道：“君非实行革命之孙君乎？闻名久矣，余亦深信非革命不能救中国。近数年在法经商，获资数万，甚欲为君之助，君如有需，请随时电告，余当悉力以应。”他还与孙中山约定汇款的暗号：A、B、C、D、E，分别代表1、2、3、4、5万元。令孙中山没有想到的是，如此萍水相逢的张静江，却成为日后一直为革命事业筹资助款的“革命圣人”。
1905年8月20日，长期流浪海外为革命奔波的孙中山在黑龙会领袖内田良平帮助下，在东京赤坂区头山满提供的民宅二楼榻榻米房里成立中国革命同盟会，并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矛头直指腐朽的封建清王朝。1908年《宪法大纲》颁布三个月后，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前后两天相继去世。大清王朝就像坐在金銮大殿上的三岁溥仪一样，战战兢兢、摇摇欲坠。
自洋务开启兴业先河，民族企业虽荆棘坎坷、栉风沐雨却应明流而动，师夷长技以制夷，大兴民业催生变革之力，办校兴教开化明智，改良立宪撼动国体。不久，在中华之中九省通衢的武昌，火光冲天，硝烟四起。
本文摘自《公司的力量(中国篇)》
央视同名纪录片：公司的力量(中国篇)
西方的坚船利炮叩开中国的大门，千年中华遭遇历史的拐点，“公司”成为没落王朝眼中的救命稻草。追求自由市场是公司的天性,当“汉阳造”的子弹打出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公司在悄然而有力地推进社会的文明进步！沧海横流，国民政府骑着高头大马从战场上归来，公司遭遇国家机器的大收编，然而无所不能国家主义不过是纸老虎，国民政府最终经济失败中破产，坚强的公司正在默默诠释公司与政治的内在逻辑！在意识形态控制一切的时代，没有公司，没有市场，当然没有国家的富强。濒临崩溃的中国经济重新呼唤公司。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不得不反思，政府在公司面前究竟应该如何自处？民营企业撕开计划的铁幕，中国社会迎来转机。久违的公司回来了，神州大地瞬间焕发出勃勃生机。公司一次又一次拯救国家，它在昭示自己隐而不露的伟力！国家的复兴初步实现，野蛮生长的公司显露其暴虐的另一面，缺乏正确价值观的辖制，公司制造了一大堆麻烦。何时能给这匹野马套上缰绳，也决定了何时实现真正的大国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