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节：被上帝抛弃的次等民族(2)

　　寄居者：套在华人脖上的文化枷锁 19 世纪80 年代中期之前，总的来说，美国社会的言论大多集中在如何将华人赶出美国经济领域上，但文化和种族的问题也常以控诉的形式出现。和黑人类似，对华人的看法同样争论不休，许多人认为华人没有取得白人公民身份的权力。但是相对来说，美国的黑人人口在逐步稳定，而华人人口数量可能会不断增长下去，因此限制华人人口的增长趋势就显得势在必行。在美国经济起飞和工业快速转型的阶段，种族主义伪科学研究构成了美国社会的种族主义世界观。为了减弱社会的变革和技术革新对社会带来的振荡，美国新兴的中产阶级工人精英在种族主义的保护伞下，为自己的行为进行无耻的辩护。截至1850 年，多数美国知识分子已然一致认同了一元论的概念——他们都拥有同一种宗教信仰，所有人都是亚当和夏娃的后代，因此人都是平等的（按1776 年宪法规定）。一元论者清楚地知道美国社会中的种族差异，但他们坚信这都是由环境造成的，可以通过物质和文化进行改变，“认为美国社会兼容并蓄，是一个大熔炉”的观点正来源于此。但正是从19 世纪50 年代开始，美国的新兴精英们大肆标榜白人优于其他民族，正是这一观点令许多民族学家、颅相学家、颅骨学者和语言学家趋之若鹜。 1862 年，在一份提交给美国医学协会（AMA）的题为《华人移民和民族衰退的生理学原因》的报告中，亚瑟?斯科特博士列举了一连串在中国家喻户晓的遗传疾病——“肺结核或肺痨、淋巴结核、梅毒、精神错乱和流行病”，并警告大家，这些疾病将对美国社会产生巨大的威胁。 1876 年，AMA 主席、世界知名科学家马里恩?西姆斯认为，从事卖淫活动的“华人奴隶”是滋生“物质和精神瘟疫”的温床，“甚至连八九岁的孩子都被那些无耻之徒传染了梅毒”。伪科学在美国科学界大行其道，因此1870 年发表在《纽约论坛报》上杞人忧天的言论也不足为奇了。当时的专栏作家约翰?斯文顿评论：“我们是否能接受已知的其他种族融入到我们国家的血液当中呢？我们是否应该让这种混种的情况来临呢？” 美国社会关于排华的种族争论——无论是从遗传、医学、人类学方面还是民族学方面，仅仅是排华立法确立前夕针对华人数次攻击中的一小部分。但是这种长期争论的影响更是恶劣，甚至连华人自己也慢慢打消了融入美国的念头。“寄居者”是1865 年对《第十四条修正案》进行国会辩论时，加利福尼亚参议员约翰?康纳斯创造的专用词，用以消遣美国华人借居的生存状态，而这个词汇几乎成为了整整一个世纪之中，套在华人脖子上的文化枷锁。“寄居者”理论的支持者振振有词：自1848 年到1876 年间，抵达旧金山的华人有233 136 人，而同一时期在此定居的只有92 273 人。另外还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即很少有华人会携带家眷来美国，因此1870 年的美国华人性别比重悬殊，男女比例为12.75 ∶ 1。但是，多数华人聚居在加利福尼亚，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在贫瘠的西部地区生活。在铁路项目完工之前，这里俨然成为了个“男人国”。而蜂拥至西部的人则来自五湖四海，都梦想着一夜暴富，然后衣锦还乡，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华人也属于这支杂牌队伍的一支。同时，戴在华人头上“寄居者”的帽子还有另一种讽刺的味道，因为当初签署契约时，他们都是劳工身份，大部分的人并没有想过合约结束后还要留在美国。但一些美国人则希望那些打算归国的劳工留下，认为他们至少可以节约劳动力成本，还能传播基督教义、消费美国人的商品。因此，太平洋沿岸的华工潮起起落落，但不管是从短期还是从长期的利益来看，中美两国均受益匪浅。移民者通常不会永久定居，除非自己拥有足够优渥的条件可以撑起一个家庭。多数欧洲移民者将成家的时间一再推迟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和华人类似，爱尔兰和意大利的移民者也都保持了较高的回国率。1889 年的《哈珀斯》发表评论，绝大多数来自意大利南部的移民者都抱有这样的想法，只要能“在美国赚够养活家庭的基本费用”，他们就会选择返回意大利。而从1910 年至1914 年的4 年间，有75% 的意大利人选择了回国。早先华人从事的矿业和铁路工作很难撑起一个家，但是从1870 年前夕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加利福尼亚的华人后裔数量有了缓慢地增加，有 198 名女孩和192 名男孩，共计390 人，其中有283 个在加利福尼亚出生。这说明华人已经在美国成家立业，打算永驻他乡。但是，这种增长的趋势遭到了美国白人社会的一致反对和遏制之声。加利福尼亚的华人妇女长期得到青睐，但也颇具争议。当初很少有妇女追随淘金者一起来到这个陌生的大陆，即便有，多数也是烟花女子。19 世纪50 年代，旧金山接近85% 的华人妇女都在从事卖淫行业。但是伴随着华人妇女人口的缓慢增加，到1870 年的时候，从事这一行业的人数已不到当初的一半。其实，许多从事卖淫行业的妇女不是商户的妻子或者女佣、裹脚女子，就是女裁缝、洗衣工和园丁。然而，愈演愈烈的排华舆论对所有华人妇女口诛笔伐，诽谤她们“愚钝不堪，携带的传染病菌和致命病毒会玷污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血液”。这种诽谤性的言论被1870 年加利福尼亚的法规采用，1875 年，国会议员贺拉斯?佩奇以此为据推动国会通过一项决议，希望禁止以“不道德的目的”移民的华人妇女进入美国。 1877 年，加利福尼亚参议员委员会就华人移民调查结果向国会联合特别委员会提交报告，题为“就华人移民弊病致全体合众国人民之报告书”，并指控华人妓女比白人应召女郎更下贱、更邪恶，并认为“拒绝向华人幼童提供保护合乎礼法”。禁止华人苦力入境的《佩奇法》（Page Act）以全票通过。虽然该法案基本上对移民的华人男子没有产生多大影响，但是确实强有力地限制了华人妇女入境。1876 年至1882 年，每一位前往美国的华人妇女都要接受官方严格的审查：在香港，首先由英国殖民政府派代表审查，然后由美国本地港口管理局在登陆港口进行审核。《佩奇法》的强制执行使多数华人妇女和华工的子女只能对着美国望洋兴叹。1876 年至1882 年，与之前的7 年相比，入境美国的华人妇女锐减了68%，而此时从其他地区移民美国的人口却有增无减，例如：新加坡、东南亚和夏威夷。

本文摘自《中国人在美国的发财史》

　　 170年的发财史：中国人在美国的发财史本书真实记录与叙述了中国人在美国170年来的发财史。作者以独特的视角．从美国移民局档案中，从各个历史时期美国主流媒体有关在美华人的新闻报道中，从美国国会有关华人权益的法案中，搜集和筛选了大量在美华人的历史事件与档案材料，充满细节地完整再现了华人在美国奋斗拼搏的历史真相。本书不仅是一部具有史诗：基义的华人移居美国史，也是一部有史鉴意义的中美两个民族互相需求与误解的交往史。